季羡林自选集:一生的远行-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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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貌未改,仍然是绿树四合,芳草含翠。但是,此时我却是形单影只,当年那几个每周必碰头的中国朋友,都已是天各一方,世事两茫茫了。
我感到凄清与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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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轰炸
然而来了大轰炸。
战争已经持续了三四年。最初一两年,英美苏的飞机也曾飞临柏林上空,投掷炸弹。但那时技术水平还相当低,炸弹只能炸坏高层楼房的最上一二层,下面炸不透。因此每一座高楼都有的地下室就成了全楼的防空洞,固若金汤,人们呆在里面,不必担忧。即使上面中了弹,地下室也只是摇晃一下而已。德国法西斯头子都是说谎专家、牛皮大王,这一件事他们也不放过。他们在广播里报纸上,嘲弄又加吹嘘,说盟军的飞机是纸糊的,炸弹是木制的,德国的空防系统则是铜墙铁壁。政治上比较天真的德国人民,哗然和唱,全国一片欢腾。
然而曾几何时,盟军的轰炸能力陡然增强。飞来的次数越来越多,每一次飞机的数目也越增越多。不但白天来,夜里也能来。炸弹穿透力量日益提高,由穿透一两层提高到穿透七八层,最后十几层楼也抵挡不住。炸弹由楼顶穿透到地下室,然后爆炸,此时的地下室就再无安全可言了。我离开柏林不久,英国飞机白天从西向东飞,美国飞机晚上从东向西飞,在柏林“铺起了地毯”。所谓“铺地毯”是此时新兴的一个名词,意思是,飞机排成了行列,每隔若干米丢一颗炸弹,前后左右,不留空隙,就像客厅里铺地毯一样。到了此时,法西斯头子王顾左右而言他,以前的牛皮仿佛根本没有吹过,而老实的德国人民也奉陪健忘,再也不提什么纸糊木制了。
哥廷根是个小城,最初盟国飞机没有光临。到了后来,大城市已经炸遍,有的是接二连三地炸,小城市于是也蒙垂青。哥廷根总共被炸过两次,都是极小规模的,铺地毯的光荣没有享受到。这里的人民普遍大意,全城没有修筑一个像样的防空洞。一有警报,就往地下室里钻。灯光管制还是相当严的。每天晚上,在全城一片黑暗中,不时有“Licht aus!”(灭灯!)的呼声喊起,回荡在夜空中,还颇有点诗意哩。有一夜,英国飞机光临了,我根本无动于衷,拥被高卧。后来听到炸弹声就在不远处,楼顶上的窗子已被震碎。我一看不妙,连忙狼狈下楼,钻入地下室里。心里自己念叨着:以后要多加小心了。
第二天早起进城,听到大街小巷都是清扫碎玻璃的哗啦哗啦声。原来是英国飞机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们投下的是气爆弹,目的不在伤人,而在震碎全城的玻璃。他们只在东西城门处各投一颗这样的炸弹,全城的玻璃大部分都被气流摧毁了。
万没有想到,我在此时竟碰到一件怪事。我正在哗啦声中,沿街前进,走到兵营操场附近,从远处看到一个老头,弯腰屈背,仔细看什么。他手里没有拿着笤帚之类的东西,不像是扫玻璃的。走到跟前,我才认清,原来是德国飞机制造之父、蜚声世界的流体力学权威普兰特尔(Prandtl)教授。我赶忙喊一声:“早安,教授先生!”他抬头看到我,也说了声:“早安!”他告诉我,他正在看操场周围的一段短墙,看炸弹爆炸引起的气流是怎样摧毁这一段短墙的。他嘴里自言自语:“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我的流体力学试验室里是无论如何也装配不起来的。”我陡然一惊,立刻又肃然起敬。面对这样一位抵死忠于科学研究的老教授,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无独有偶。我听说,在南德慕尼黑城,在一天夜里,盟军大批飞机飞临城市上空,来“铺地毯”。正在轰炸高峰时,全城到处起火。人们都纷纷从楼上往楼下地下室或防空洞里逃窜,急急如漏网之鱼。然而独有一个老头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是从楼下往楼顶上跑,也是健步如飞,急不可待。他是一位地球物理学教授。他认为,这是极其难得的做实验的机会,在实验室里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这样的现场:全城震声冲天,地动山摇。头上飞机仍在盘旋,随时可能有炸弹掉在他的头上。然而他全然不顾,宁愿为科学而舍命。对于这样的学者,我又有什么话好说呢?
大轰炸就这样在全国展开。德国人民怎样反应呢?法西斯头子又怎样办呢?每次大轰炸之后,德国人在地下室或防空洞里蹲上半夜,饥寒交迫,担惊受怕,情绪当然不会高。他们天性不会说怪话,至于有否腹诽,我不敢说。此时,法西斯头子立即宣布,被炸城市的居民每人增加“特别分配”一份,咖啡豆若干粒,还有一点别的什么。外国人不在此例。不了解当时德国情况的人,无法想象德国人对咖啡偏爱之深。有一本杂志上有一幅漫画:一只白金戒指,上面镶的不是宝石,不是金刚钻,而是一颗咖啡豆。可见咖啡身价之高。挨过一次炸,正当接近闹情绪的节骨眼上,忽然皇恩浩荡,几粒咖啡豆从天而降,一杯下肚,精神焕发,又大唱德国必胜的滥调了。
在哥廷根第一次被轰炸之后,我再也不敢麻痹大意了。只要警笛一响,我立即躲避。到了后来,英国飞机几乎天天来。用不着再在家里恭候防空警报了。我吃完早点,就带着一个装满稿子的皮包,走上山去,躲避空袭。另外还有几个中国留学生加入了这个队伍,各自携带着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走向山中。最奇特的是刘先志和滕菀君两夫妇携带的东西,他们只提着一只篮子,里面装的一非稿子,二非食品,而是一只乌龟。提起此龟,大有来历,还必须解释几句。原来德国由于粮食奇缺,不知道从哪一个被占领的国家运来了一大批乌龟,供人食用。但是德国人吃东西是颇为保守的,对于这一批敢同兔子赛跑的勇士,有点见而生畏,哪里还敢往肚子里填!于是德国政府又大肆宣扬乌龟营养价值之高,引经据典,还不缺少统计图表,证明乌龟肉简直赛过仙丹醍醐。刘氏夫妇在柏林时买了这只乌龟。但看到它笨拙的躯体,灵活的小眼睛,一时慈上心头,不忍下刀,便把它养了起来。又从柏林带到哥廷根,陪我们天天上山,躲避炸弹。我们仰卧在绿草上,看空中英国飞机编队飞过哥廷根上空,一躺往往就是几个小时。在我们身旁绿草丛中,这一只乌龟瞪着小眼睛,迈着缓慢的步子,仿佛想同天空中飞驰的大东西,赛一个你输我赢一般。我们此时顾而乐之,仿佛现在不是乱世,而是乐园净土,天空中带着死亡威胁的飞机的嗡嗡声,霎时间变成了阆苑仙宫的音乐,我们忘掉了周围的一切,有点忘乎所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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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饥饿地狱中
同轰炸并驾齐驱的是饥饿。
我初到德国的时候,供应十足充裕,要什么有什么,根本不知饥饿为何物。但是,法西斯头子侵略成性,其实法西斯的本质就是侵略,他们早就扬言:要大炮,不要奶油。在最初,德国人桌子上还摆着奶油,肚子里填满了火腿,根本不了解这句口号的真正意义。于是,全国翕然响应,仿佛他们真不想要奶油了。大概从1937年开始,逐渐实行了食品配给制度。最初限量的就是奶油,以后接着是肉类,最后是面包和土豆。到了1939年,希特勒悍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人的腰带就一紧再紧了。这一句口号得到了完满的实现。
我虽生也不辰,在国内时还没有真正挨过饿。小时候家里穷,一年至多只能吃两三次白面,但是吃糠咽菜,肚子还是能勉强填饱的。现在到了德国,才真受了“洋罪”。这种“洋罪”是慢慢地感觉到的。我们中国人本来吃肉不多,我们所谓“主食”实际上是西方人的“副食”。黄油从前我们根本不吃,所以在德国人开始沉不住气的时候,我还悠哉游哉,处之泰然。但是,到了我的“主食”面包和土豆限量供应的时候,我才感到有点不妙了。黄油失踪以后,取代它的是人造油。这玩意儿放在汤里面,还能呈现出几个油珠儿。但一用来煎东西,则在锅里嗞嗞几声,一缕轻烟,油就烟消云散了。在饭馆里吃饭时,要经过几次思想斗争,从战略观点和全局观点反复考虑之后,才请餐馆服务员(Herr Ober)“煎”掉一两肉票。倘在汤碗里能发现几滴油珠,则必大声唤起同桌者的注意,大家都乐不可支了。
最困难的问题是面包,少且不说,实质更可怕,完全不知道里面掺了什么东西。有人说是鱼粉,无从否认或证实。反正是只要放上一天,第二天便有腥臭味。而且吃了,能在肚子里制造气体。在公共场合出虚恭,俗话就是放屁,在德国被认为是极不礼貌,有失体统的。然而肚子里带着这样的面包去看电影,则在影院里实在难以保持体统。我就曾在看电影时亲耳听到虚恭之声,此伏彼起,东西应和。我不敢耻笑别人,我自己也正在同肚子里过量的气体做殊死斗争,为了保持体面,想把它*下去,而终于还以失败告终。
但是也不缺少令人兴奋的事:我打破了纪录,是自己吃饭的纪录。有一天,我同一位德国女士骑自行车下乡,去帮助农民摘苹果。在当时,城里人谁要是同农民有一些联系,别人会垂涎三尺的,其重要意义决不亚于今天的走后门。这一位女士同一户农民挂上了钩,我们就应邀下乡了。苹果树都不高,只要有一个短梯子,就能照顾全树了。德国苹果品种极多,是本国的主要果品。我们摘了半天,工作结束时,农民送了我一篮子苹果,其中包括几个最优品种的;另外还有五六斤土豆。我大喜过望,跨上了自行车,有如列子御风而行,一路青山绿水看不尽,轻车已过数重山。到了家,把土豆全部煮上,蘸着积存下的白糖,一鼓作气,全吞进肚子,但仍然还没有饱意。
“挨饿”这个词儿,人们说起来,比较轻松。但这些人都是没有真正挨过饿的。我是真正经过饥饿炼狱的人,其中滋味实不足为外人道也。我非常佩服东西方的宗教家们,他们对人情世事真是了解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在他们的地狱里,饥饿是被列为最折磨人的项目之一。中国也是有地狱的,但却是舶来品,其来源是印度。谈到印度的地狱学,那真是博大精深,蔑以加矣。“死鬼”在梵文中叫Preta,意思是“逝去的人”。到了中国译经和尚的笔下,就译成了“饿鬼”,可见“饥饿”在他们心目中占多么重要的地位。汉译佛典中,关于地狱的描绘,比比皆是。《长阿含经》卷十九《地狱品》的描绘可能是有些代表性的。这里面说,共有八大地狱:第一大地狱名想,其中有十六小地狱:第一小地狱名曰黑沙,二名沸屎,三名五百钉,四名饥,五名渴,六名一铜釜,七名多铜釜,八名石磨,九名脓血,十名量火,十一名灰河,十二名铁丸,十三名钺斧,十四名豺狼,十五名剑树,十六名寒冰。地狱的内容,一看名称就能知道。饥饿在里面占了一个地位。这个饥饿地狱里是什么情况呢?《长阿含经》说:
(饿鬼)到饥饿地狱。狱卒来问:“汝等来此,欲何所求?”报言:“我饿!”狱卒即捉扑热铁上,舒展其身,以铁钩钩口使开,以热铁丸着其口中,焦其唇舌,从咽至腹,通彻下过,无不焦烂。
这当然是印度宗教家的幻想。西方宗教家也有地狱幻想,在但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