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白血红-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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蜻区减租法规，务须使耕者有其田，此为我军与共匪斗争之基本问题。务希我将领切实励行，勿误。
蒋介石不光说说，还真把一些能够减轻农民痛苦的法令，写在了纸上。比如，1930年南京政府就通过一项法令，规定地租不得超过粮食收获量的37。5％，这无疑是在此以前中国历史上最进步的法令之一。可国民党政府依靠甚麽人来推行它呢？是多少个世纪以来就占有和统治土地的人，这些残忍而又高雅的生活在中国式天堂里的人，凭借世袭的特权，完全占据了权力、道德和法律的优势。执行这些法规法令，就意味着失去他们的优势和天堂。这是比挖祖坟更令他们难以容忍的。而这些人，正是国民党政府统治农村，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触犯了这些人，国民党的根基也就动摇了。
一种先天性绝症。
中国历代统治阶级的字典里，都找不到“民主”两个字。但它们谁也没说自己“专制”、“独裁”，是人民的敌人。别说“正牌”的国民党，连一拨又一拨唿哨来去的“胡子”，不也打着“杀富济贫”、“保卫乡土”的旗号吗？大老远跑来杀人放人的东洋鬼于，不也说是“建设王道乐土”吗？人们已经听得大多了，人们不要听了，而要看做。人们看到的最直接，也最现实的，是谁来了后他们碗里的饭多了，少了，乾了，稀了，是家徒四壁的墙上，能不能比去年多一张《年年有余》。
所到之处，曾像蝗虫一样吃光烧尽，现在，共产党人要把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倾心向往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写在中国农尺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士地上。
东北局和各级党政机关大精简，各抽出三分二干部，共1万2千人，下乡搞土改。
经过清算、分地斗争，1947年初，各地有400万农民获得了约3160亩土地，分得牲口44万多匹，粮食1470万担，到1948年上半年，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一堆堆燃烧地契的烈焰，映照着一张张仇恨的脸和一双双仇恨烧得通红的眼睛。千百年来被脑满肠肥的人欺压惯了的人们，那目光中有激动和兴奋，也有疑虑和恐惧：真的就这样了吗？
直到把写有“张老三”、“李老四”的界桩，“丁丁当当”地钉往了黑土地上，一些人还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房无一间，地无一珑，、力气都不是自己的，就这麽几天，就这麽几把火，就这麽根木桩，这地就归了我了？有人一夜去地里转几遍，看看那界桩是不是还在，会不会变了字号。有人搂着那写着自己姓名的界桩，就像搂着情人一样，枕着黑土地睡着了。
农民有了土地，共产党人有了家。
土改中出现过火行为。
一是侵犯中农利益，二是杀了些不该杀的人。
老人说，有的斩草除根，把一家老少全杀了。吃奶的孩子，扯腿一劈两半。
造成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行为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某些政策的不明确性（特别是在开始阶段）。比如具体工作人员的政策水平，比如宁左勿右，越左越革命。而建国后“阶级斗争”中的乱抓乱打乱杀，是不是也能从当年这种行为中找到某些影子？而到了需要共产党员带头致富的那个时候（人而失去致富的本性，是否也为中外一绝），有些人则明确问道：真能让富起来吗？真富起夹了，会不会再来那麽一家伙？
黑土地一些老人当时看得真切的，是最早起来革命的农会干部中，有些人并不是纯正的农民，而是流氓无产者。这种人敢想敢干，甚麽都敢想敢干。在这些人心目中，“共产共妻”是天底下最好的口号和理想，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将地主老财的钱财和小老婆共为己有，这等美事还能不甩开膀子大干特干吗？
最根本的，这是千百年来那种原始、残忍的血腥统治所致。被压迫者一旦有了还手的机会，就会以同样的暴力对待暴力，西方世界在反抗这种制度时，愤怒的农民也同样是不在乎鲜血的。
革命本夹就不是慈悲的，有时也缺乏辨别力。
1948年5月10日，“中共东北军区后勤党委会出版”的《目前后勤运输状况任务组织和运输力的统一与使用》*中，说：
“两年来我们的生产力比伪满时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了，比九一八以前恐怕也是如此，九一八以前的情况虽不大清楚，但过去东北粮食出口是很大的，每年大豆出口上几百万吨，高粱小米不但够东北吃，而且还运到关里去，徐州及连云港以南很多粮食都是东北运去的。”
“去年我们的收成不好，先旱后涝，今年我们党注意努力领导与组织生产，如果加上天好，可能保持前年的收入。不然的话，减产是可以肯定的，原因是由于东北过去地主富农占很大数量，土改后大农生产破坏了，土地小块小块地分给农民，而农民组织和经营的经验不足，使我们可能减产，这是一；第二，土改中出了一点毛病，打击面宽了些，使过去生产中占很大数量的中农富裕中农被打击，因之生产情绪可能受到影响；第三，地主富农占百分之二十，土改中注意不够，有些打的狠了一些，生产有困难（种子牲口工具），影响了这些人的生产；第四，农村劳动力减少很多，参军参战数字很大……其次是马匹数量大大的减少生产力水平退回了‘少帅’那个年代。”
土改中的过人行为是全国性的。而土改使生产力倒退这种后果，不知是否为黑土地所独有。
但是，无论破壤了生产力，还是解放了生产力，共产党人已经唤起农民千百万，同心干了。
再给一支枪
“翻身不忘恩，好汉去当兵！”
“保田保家保乡去！”
“胜利反攻，人人有份！”
在农民分得土地后，这样的口号，几乎写遍黑土地每个村庄每条街道的每堵墙壁。
农民有了土地，再给他们一支枪去保卫土地，这实在是大顺理成章的事了。
在中国，没有任同一个政治集团，敢于像共产党那样武装人民，因为人民武装起来，就要用枪杆子解决自己的痛苦。
这个党，那个党，你打找，我打你，反正都是“官家”，咱草民百姓管不了，也不管。而当东家的房屋、车马和土地都变成了他们的后，面对这一切，他们还能像过去那样漠然视之，无动于衷吗？
杀富侪贫，开仓放粮，然后率领愤怒的饥民扑向另一座城池。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几乎无一不在重复这样的画面。但是，没有任何阶级和政党能像共产党那样成功，那样彻底，那样更具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力。
从这疙瘩到那疙瘩舌头紧靠着牙，
民主联军和老百姓守住东北守住家，
东北是我们家乡拚命保住它！
眼泪了长着苗鲜血中开着花，
打败那敌人保住我们的家！
唱着这支《从这疙瘩到那疙瘩》，黑土地上的农民，一批批走上前线。
据《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统计，3年中，黑土地有1445907名农民参加了共产党军队。
还不算我们经常在银幕和荧光屏上看到的肩头背着伧，手中拿着锄头，正在铲地的那种民兵。
共产党人凭借自己的魅力召唤起人民的热情，并凭借人民的力量所向无敌。
第14章 打“胡子”
关东人称土匪为“胡子”。
胡作非为，那些无法无天的“胡子”，也有自己的“法”和“天”。
“胡于”头叫“大柜”。联络官叫“尚贤员”，作战部长叫“总炮头”，执法官叫“总稽查”，看管、审训“肉票”（即抓来的人质）的叫“秧子房”，通风报信的情报官叫“传号”，出谋划策的军师叫“搬舵的”，一般成员叫“小兄弟”。一般都有固定地盘，叫“溜子”。每个“溜子”的“胡子”都有“山规局事”，叫佗“五清六律七不抢八不夺”：“掌柜的”耍得清（不能乱抢），“小兄弟”打得清，“传号”传得清，“稽查”查得清，“线火子”（领路的）带得清；“大柜”不能吞大飨，不能奸淫妇女，“小兄弟”不能偷抢拐骗，不能反叛造谣，抢错了要送回，“秧子房”不能跑了“秧子”（即肉票，人质）；盲、哑、疯、瘫、僧、道、尼不抢；同是“胡子”不夺，娶媳嫁女不夺，送殡不夺，搬家不夺，山沟不夺，码头不夺，鳏寡，孤独不夺，医生不夺。
最初也许有此古风，现在这种“胡风”即便不是荡然无存，也所剩无几，只挂在嘴皮子上了。（探究这些，需要有关专家写部专箸。）另一个特点，是“胡子”之多为中国之最，中国历来以官为尊，当官之路，一是进考场，二是拿钱买，三是哨聚山林当士匪——当土匪，受招安，再当官。一部“二十四史”中颇有些有头有脸的人，就是这麽曲线当官的。而黑土地上近百年来最有名气的人物，人称“胡帅”的张作霖“张大帅”，不折不扣，就是先当“胡子”，后当上“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帅”的。
恐怖的关东
动乱年代盛产“胡子”，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达到一个高潮。“八·一五”后，“胡子”之多，为黑土地历史之最。
《四野战史》载：
估计在我南满基本池区，约有匪五万余人，较大股活动的有五千人、三千人不等，重点活动于通化、沈阳、安东三角地区，中长路以西直到热河各县数目较少，但平均每县有千人左右。北满匪数庞大，最少不下十万人，大股都经常盘踞在数个县境之内，且装备优良，有野战重炮。⑷。
有野战重炮的“胡子”，也真够洋气、阔气的了。
凡拉竿当“胡子”都要报字号。那字号挺有意思：“天边好”，“老山东”，“老山好”，“永好”，“全好”，“九江好”，“君子人”，“绿林女子”，“大闺女”，“宋美人”，“花蝴蝶”，“菊红”，“两点”，“宝山”，“四海”，“飞虎”，“大青”，“三合”，“天助”，“久仰”，“靠山红”，“混天球”……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还有叫“八路军”的。
这些“胡子”，有的对抢劫之外的事情一概不感兴趣。有的曾打过日本，有的还曾是共产党领导的抗联，后来投降了日本。有的反叛一切“官家”，当年打日本，后来打苏联红军，现在又打共产党和国民党，有的不管日本，还是共产党、国民党，有奶便是娘，谁硬就靠谁——如果有双蓝眼睛和大鼻子，那字号完全可能叫“红军”，或甚麽“斯基”之类。还有一类，是由伪满军警伪宪特组成的，或自立门户、或散布于其它“胡子”里，其中还有不少日本军人，政治色彩极浓，土匪蜂起，国民党政府委任状满天飞。黑土地人就以典型的黑土地幽默，在一些“胡子”前面冠以“中央”二字，成了臭名昭着的“中央胡子”。
老人们说：国民党正规军不像电影上演得那样，那纪律开头比八路军还好，最坏的还是那些“劫收大员”和“清剿驴子”（即国民党“清剿队”等地方武装），这些人最能捞，糟蹋老百姓，把国民党搞臭了。
国民党在东北加委的“胡子”头，“总司令”、“总指挥”32名，“军长”33名，“师长”158名：仅在北满地区，就收编四个旅“中央胡子”。
也算“八·一五”后黑土地上的政治土特产，当时，东北154个县（旗）中，100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