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白血红-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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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更广阔的宏观上，林彪的目光更犀利、深刻而又执着。
由此而想起当年常听常讲常唱的那句“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在黑土地这段扑朔迷离的“万花筒”时期，如果也可以这么说上一句的话，那在这句话前面的就不是“毛主席”，而是“林彪”了。
解决第二个问题，一个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大讲１８１２年俄法战争中，俄军在莫斯科的大撤退。
据说，在林彪很喜欢的几位外军将领中，既有在这次战争中惨败的拿破仑，也有成功地指挥俄军撤退，终获大胜，功成名就的库图佐夫。林彪在锦西避免决战，指挥撤退时，脑子里那个车轱辘上是否转过库图佐夫的这一杰作，谁也不清楚。但他能在四平撤退后迅速抓住普遍存在的悲观失望情绪，迅速地大讲莫斯科撤退，肯定不会是即兴之作。这无疑是成功指挥四平撤退这一杰作后的又一杰作。
“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并不是部队士兵的丧失，而是希望的丧失。”
无论看没看过利德尔·哈特的《战争论》，古今中外一切杰出的军事家，都是深谙这位英国军事理论家这句话的念义，并致力于使他的士兵像坚守最后一道防线一样，决不丢掉希望。
很多老人都谈到当时林彪讲莫斯科撤退的故事，说明四平撤退的意义。林彪还让人写篇介绍莫斯科撤退的文章，很长，登在《自卫报》上。还通过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搞到一部记录片《库图佐夫》，给部队放映。
一些老人印象颇深的，是林彪在舒兰一家戏园子的一次讲话。
大意是：大家一定以为我跑得太快了，丢的地方太多了。我说我跑得还慢了，丢得还少了。
这不是开玩笑，我讲的是真话，讲的是马克思主义，是毛主席的军事思想。
东北情况是敌强我弱。我们只有一个拳头，敌人有好几个拳头，一个拳头是打不过好几个拳头的。怎么办？就是要把敌人的拳头变成手掌。怎么变？就是把城市丢给他们。城市一丢，人们的包袱就没了，身子就轻了，敌人和拳头可就伸开了，我们就可以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吃掉他们了。
解决东北的问题要靠战争。战争的根本问题在于消灭敌人。胜负不能从一时的进退看，也不能从一城一地的得失看。我们力量小，城市只能是旅馆（林彪在各种讲话中，经常讲“城市是旅馆”——笔者），暂住一时。
把敌人拉散了，把敌人一股股地吃掉了，城市自然就是我们的了。如果我们现在舍不得城市，和敌人硬拼，那我们只能有两条路：或者被敌人吃掉，或者走抗联的老路——退到苏联去。
刚才我讲了，拿破仑的军队开进莫斯科时，也是很猖狂的，可他们的失败在那时候已经决定了的。今天也一样。我们已经通过大规模撤退，换取了消灭敌人的有利条件。这并不是个新问题。我们当年在中央苏区和敌后根据地，就是这么做的。
现在，我们要把眼光转一转，从大城市转到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去，把大气力用到建设根据地去。有了根据地，我们就有了家。有了家，就会要兵有兵，要武器有武器，要粮有粮，要衣服有衣服——在座不少人还穿着棉衣哩。我们有了这些，我们就会有全东北。
从“拒敌于国门外”，到“保卫马德里”，在“万花筒”时期那些像放花一样的比喻中，把四平撤退比作“莫斯科撤退”，还是较为准确的。
不过，对于一个扛着步枪的士兵来说，他们更注意的不是说，而是干，是跟着你林彪到底能打胜仗还是打败仗。
“东北王”《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中，关于１９４６年６月１６日这一天的文字，是这样的：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东北局干部分工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指出：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组织东北局常委。中央认为这种分工在目前情况下，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中央相信诸同志必能和衷共济，在重新分工下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奋斗。（56）
关于黑土地１０个月来情况的一次组织总结，当然也是思想路线总结。
林彪——“东北王”。
据说，林彪看完电报，沉思一下，就继续踱步。那步履和神态，与过去一般无二。
而毛泽东在决定林彪当“东北王”时，对于这个当年的“娃娃”，会想些什么呢？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３日，就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兵分三路，启程进关时，东北局在沈阳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全东北解放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其中有这样一段：当我们开始进入东北，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帮助下，曾经利用和平烟幕，进兵东北，接着又依靠其当时军事上的优势，配合东北反动势力，向我作大举进攻，企图消灭我们于立足未稳之时，当时情况，极为困难。尤其是当时东北党内少数领导干部所存在的错误思想，更增加了当时的困难。
这些同志对于敌人的和平阴谋抱着很大的幻想，对敌我力量的对比，以肓目的乐观代替了冷静的科学分析，对旧政权旧军队敌伪残余分子和阶级本质，缺乏阶级的分析，过份强调少数一时不能取得的中心城市的作用而忽视了广大的乡村，因而使他们违背了毛主席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指示，在坚决依靠东北人民，坚决消灭敌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各种政策上发生了许多原则性的错误。这是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少数同志丧失阶级立场的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这种倾向，一开始就遭受到另一部分领导干部的坚决反对，但仍给予东北人民解放事业以很大的损失。直到一九四六年东北局七七决议之后，才在全东北党内贯彻了毛主席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指示，克服了党内右倾危险……
基本公正中的一个基本的不公正，是把毛泽东的错误“忘掉”了。“独霸东北”，“拒敌于国门之外”，“最后一战”，“化四平为马德里”，“把长春变为马德里（输入者注：此处“马德里”似应为“凡尔登”）”……好像全都是“东北党内少数领导干部”提出来的，毛泽东只有“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指示”。
“东北党内少数领导干部”，或者是就这样认识的形势，并积极向中央建议的，或者是执行中央的指示，这样做确实“更增加了当时的困难”。但是，把这一切都归咎到他们头上，这不是人为地把这段历史搞复杂了吗？怎能叫人口服心服呢？应该看到这个决议的毛泽东，当时又会作何感想？
没有错误的毛泽东，是另一外一个毛泽东。
被掩盖、回避了的历史，不是真的历史。
停战１５天
就在共产党人整顿好行装，随时准备弃城出走之际，６月５日，毛泽东来电报了：东北局及林：宁周电称，蒋已允马停战十天谈判，请东北局坚守哈尔滨十天等语。
望立即布置坚守十天至要至要。
中央
从６月７日开始，停战半个月。
６月２６日，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地区，中国内战全面爆发。
黑土地却一直沉寂到１０月下旬。
这四个月，是黑土地共产党人宝贵的春天。他们惜时如金，全力以赴，挥汗如雨地播种，耕耘，两年后就收获了个金灿灿的秋天。
从当年的林彪到今天的老人，都说国民党没向江北推进是失算。否则，共产党的日子将更难过。
“停战外，我军整补，共军也会整补。而且共军扩充得非常迅速，我军却不能尽量扩充。”杜聿明是个明白人，蒋介石也不糊涂。对于受伤的老虎，当然应该穷追猛打，置之死地，而不可放虎归山，让它养好伤口再扑出来。
只是，和日本人打了８年，血流成渠，接着又和中国人打，把黑土地打得雪白血红。共产党打乏了，国民党也打累了，双方都迫切需要坐下来喘口气儿。
而且，国际国内舆论都是和平，蒋介石有压力。还有，过江占领哈尔滨，在苏联门口舞刀弄枪，也不大好。或多或少，这也是个原因。
关键还是兵力不弥分配。
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司编写的《绥靖第一年重要战役提要·作战检讨》中，有这样一段：㈠我军以接收之目的，应进出松花江自有必要，惟就作战方针言，欲压迫共军于松花江而歼灭之，则似过远，以分进合击包围于四平地区而歼灭之，尔后向松花江进出为当。其次，就本案压迫松花江歼灭之方针，在兵力部署上，与方针又不相吻合，即逐次使用兵力，致四平街久攻不下，其后增加兵力，亦未着重四平附近歼灭共军之措施。迨攻下以后，即为离心推进，而成为广泛之驱逐，卒未获歼灭共军也。
㈡作战初期，我军因兼顾辽东辽南方向之作战，仅以新一军担负四平及解长春之围双重任务，兵力不足，以致四平久攻不下，长春沦于敌手。
而后次第以第七十一军和新六军两军加入，虽获得四平决战之胜利，然已迁延两月以上时间，使敌得以从容脱离战场，未能将敌主力击破，贻尔后东北剿共军事以无穷之后患。
㈢我战略受政略影响，专注重城市及交通线之占领，忽略歼灭共军主力……（57）
“欲压迫共军于松花江而歼灭之，则似过远。”兵力不足，才感到“过远”。蒋介石也不是不知道，“逐次使用兵力”为兵家所忌。可兵力不足，不能一拥而上，一锤子砸下去，也只有使用添油战术。待“以第七十一军和新六军两军加入”，连夺四平、长春、吉林，虽“未能将敌主力击破”，也算大获全胜之际，刚刚“平定”的南满又乱了套：６０军１８４师在火线上倒戈了。
“八·一五”前的东北，大米为日本人的“专利”，只有少数“高等华人”才能进口。日本节节败退，前方吃紧，后方吃紧，先是吃大米加高粱的“二米饭”，后来就成清一色的高粱米。于是，黑土地就有了句至今在一些老人口中还能听到的歇后语：“小日本吃高粱米——没法子了。”
蒋介石大概一辈子也没吃过高粱米，但他也是没法子了。
注释
⑴⑵丁晓春、戈福禄、王世英编：《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十五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⑶牋采访中，很多老人都谈到，这句口号是东北局在一封电报中提出来的。原电未查到。
⑷牋《辽沈战役亲历记》，５２６页。
⑸牋《在中国土地上－－苏联顾问回忆录》，２７４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
⑹当时电报分为四个等级：标有一个“Ａ”的为一般电报，两个“Ａ”为急电，三个“Ａ”为加急，四个“Ａ”为特急。
⑺即黄克诚、梁兴初、李运昌和沙克。沙克当时为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
⑻即罗荣桓。
⑼“吕”即吕正操，“李”即东北局副书记，北满分局书记李富春。
⑽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编（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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