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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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者的“耳才”，而非“口才”。也就是说，懂得听有时要比懂得说更要紧。因为谈话不是独白，你说的任何一段话都不可避免地坐落在对话者的言词之中，它构成了你的背景，发展了你的言论。假如你只是抱着满腹的宏论，却完全听不到别人在讲什么，就算你说得再有道理，也难免予人一种格格不入的错乱感。
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许有错，也许需要检视自己的信念；除非我们坚持自以为是的正确要比共认的真理还伟大，否则带着耳朵去参与对话就是一次检验自我的好机会了。解释学宗师伽达默尔在他的经典《真理与方法》里如是说：“……必须从一开始就对文本的异己性保持敏感。但这种敏感既不涉及所谓的‘中立’，也不意味泯除自我；而是为自己的先存之见与固有理解容让出一块空地。对自己偏见的觉察是件重要的事，因为这样，文本才能呈现出它所有的他性，以及它那相对于读者固有理解的真理。”解读文本固如是，与他人对话恐怕更当如是。
因为在央视上讲清史而闻名的阎崇年先生前几天被人掴了两巴掌。那是一场作品签售会，一位年轻男子排队走向正在为读者签名的阎先生，然后发难出手。据目击者说，当时还有人在现场大叫“汉奸”，看来是针对阎先生种种为清朝辩护的言论。那位年轻人的朋友后来解释他揍人的理由是因为他没有和阎崇年平等辩论的机会。
我不想参与评价清廷的史学争论，也暂且不谈这件事情的后续处理对不对（那位青年后来遭到重罚），我甚至很能体会那种由于欠缺交流机会而生起的沮丧与愤恨；可是我很好奇出手打人与言谈对话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假如我说了一番驳斥对手的话，而对方不能完满响应甚至不理睬我，于是我动手给他一巴掌；这是否表示我这一巴掌其实是我所有想法的延续和表达？一个耳光又是不是一段话的代替呢？如果打人也是一种辩论的方法，我是否也该预期对方将以拳脚回报？因为对话和辩论总是有来有往的。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阎教授总不愿“正面响应”那些青年的理由（是没有时间，还是他的响应被人觉得不够正面？）。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喧嚣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
也许我们乖得太久了，不想再当个只能听话的傻孩子，所以我们现在都有话要说。周遭如此喧哗，我必须用尽心思把文章的标题起得耸动一点，让我发言的姿态张狂一点。也许我说得没有什么道理，但起码我被人听到了；也许别人没听懂我到底说的是什么，可是说话的语调和姿态要比说出来的内容还重要；因为正是那些语调与姿态让我被人看见。被人看见，所以我存在。于是每个读者其实都是作家。在一篇一万字的文章里看见一句令我不满的话，忘记剩下那部分吧，我要写一篇两万字的回应来批判它。我为什么要耐着性子看完那篇东西呢？我为什么要深入甚至同情地理会它的真正含义呢？它只不过是我用来表达自己的机会和借口罢了。
个性被压抑够了，因此“个性”二字是今天最高尚的品德。听别人说话不算个性，让别人听见我说话才算是个性。所以这是每个人都要说话但却没有人想听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清谈节目或许是不必要的，我想。
原题为“人人都是作家，但却没有一个读者”，刊于《南方周末》2008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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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报道
为什么他们老是报道负面消息
我不是记者，也从未在任何新闻媒体担任过正式的编采工作，我只是一个在媒体上发表评论的人；但是每逢9月1日（香港和台湾的记者节）和11月8日（内地的记者节）；我都觉得这也是属于我的节日。因为我很希望把自己也列入记者的行列，这是一个令人骄傲的行列；它应该是的，它本来是的。
2007年10月15日到22日，香港浸会大学办了一个“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工作坊”，请来几位普利策奖得主与学生交流。其中一位是马来西亚籍的华裔记者方凤美，她刚凭在《华尔街日报》上一系列谈北京奥运的报道得到了本年度的“国际报道奖”。她那些文章谈到了不少“负面”问题，例如环境的污染与赶建场馆却收不到工资的民工。于是有些内地学生就提出疑问了：身具华人血统，你会不会尴尬？更直接点就干脆问她如此在外揭露中国的阴暗面，怕不怕破坏中国形象。
假如方凤美不是华人，大概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还好方凤美只是马亚西亚华人，如果她生在中国，而且仍然持有中国护照，说不定这些问题还会变得更尖锐更锋利。因为我们通常假设记者心中不可没有祖国，她的调查她的报道都不应该损及国家的利益。可是什么叫做国家的利益？谁又有权去界定一篇报道何时才算有损国家的利益呢？
当代最伟大的记者之一，阿米拉·哈丝（Amira Hass），是以色列《国土报》的专栏作家，长年住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等巴勒斯坦地区，报道当地人的生活面貌。她是个犹太人，父母都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但她却和加沙的计程车司机与伊斯兰教领袖交朋友。她是以色列人，平常身处约旦河西岸等地简直是深入龙潭，不只要小心游击队“误伤”自己，更要躲避以军无区别的枪弹攻击。她是以色列国民，但当今世上没有几个比她对以色列更不客气。她喜欢拿以色列和实施种族隔离政策时期的南非相比，指控以色列政府压迫甚至屠杀巴勒斯坦人。很多以色列人因此视她为叛徒，称她做“卡波”（Kapo，集中营里协助纳粹的“犹奸”）。以国法庭更曾判她罚款六万美金，罪名是“诋毁以色列殖民”。最最糟糕的，是她竟然还用英文写书，把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和以色列带给他们的伤害公之于世。
正是阿米拉·哈丝这种人使我感到记者的尊严与光荣。她是一位真正的“无国界记者”，在普世的人道价值和政府与同胞的欢迎之间，她选择了前者。然而，她又是一位最爱国的记者，因为她不能忍受自己的国家犯错，不能忍受自己的祖国在军事和经济上是巨人但在道德上却是个侏儒。看着自己的政府和国民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于是奋起孤笔一士谔谔，欲挽狂澜于既倒，这岂不就是新闻人的良知吗？
一个记者报道或许一时无法见容于当权者，但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就一定更聪明更了解什么是国民应该知道的事、什么是对国民最有利的东西吗？任何政府都想叫人相信答案是肯定的，而任何记者都应该怀疑。
约翰·皮尔格是我最敬佩的调查记者，数十年来，他走遍世界各个阴暗角落，用同情的眼光注视被遗忘的人群，专门揭出令大国权贵尴尬的事实，英语世界那些右倾的媒体无不视之为拒绝往来户，跨国财团的首脑与白宫里的鹰派则把他当作必须消声的噪音。同为澳洲媒体人，他的老乡默多克坐拥亿万财富，把买回来的报刊电视全部变成喉舌工具，异口同声地为美军入侵伊拉克鸣锣开道，说萨达姆藏有大杀伤力武器。皮尔格孤身一人手无恒产，却办起了独立新闻和评论网站“Znet”，连结世界各地的进步人士，成为伊战期间最受注目的反战言论基地，拆穿无数谎言。
外国的月亮未必特别圆，我们中国也曾出过一代又一代不畏权贵执著真相的好记者，政府还鼓励舆论监督，以收广开言路之效。但是经过长期的环境扭曲，有些新闻人已经忘记了令他们骄傲的根本价值了。在现实条件的限制下不得抒展心愿，大家可以同情可以理解；但是自己心态不正，在没有太大的压力下主动迎合奉承，那就实在对不起记者和新闻人的名分了。
我曾目睹一些人号称是做调查报道，却在受访地处处接受该地方官方单位和企业的招待指引，不但不因此焦躁，反而为自己的贵宾级待遇感到庆幸。我还想起许多同行前辈的教诲，评论时政要“该叫好的叫好，该批评的批评；政府做得不好，固然要批评；政府做得对，就应不吝称赞”。我了解言者谆谆的苦心，也明白客观中肯的重要。然而，我还是没办法去赞美什么，不是我尖刻，也不是官府从来都错；而是因为这句劝告实在不适用于拥权者身上：对着小孩，我知道不能老是责骂，还要适度地表扬；可是我们怎能把世上一切的权贵和官员都当成小孩呢？他们不会脆弱到稀罕掌声的地步吧。
原题为“新闻人的良知”， 《南方周末》2007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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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战（1）
为什么它还没有结束
两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是2005年全球纪念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战时死亡人数最多的俄罗斯在纳粹德国投降的六十周年，于莫斯科红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一队苏联红军接受俄罗斯人民的英雄式欢迎，光荣无比地经过克里姆林宫，一派战胜国的气势。反观死伤数字比得上俄罗斯、战时国体残败犹有过之的中国，对之却表现得相当低调。而且全国上下的官方机构、各级传媒也是多谈当年的苦难国耻，少谈胜战的荣耀喜悦。明明是二次世界大战的胜方，中国却表达不出一种胜利的感觉。二是近期各种国际媒体竞相吹嘘中国的强大崛起，《经济学人》甚至以“中国统治了世界经济”为题做了个专辑。而东南亚各地的传媒和民调也显示出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日益增加，仿佛王朝时期的朝贡体系随时再临。但是中国人自己却不这么看，部分百姓则把美国日本当做凶险的国家。似乎八国联军围攻京师的日子还没过去，四处仍有强敌环伺，我们依然处在“最危险的时候”。
当然“中国威胁论”有夸大不实的地方，也有很多国人对当前中国的地位深感骄傲。但是巡视一遍中国各大网站的网民言论，我们更容易感到的是一种浮躁不安的情绪。听说韩国要求中国人以后改称“汉城”为“首尔”，有人立时上升到民族尊严的层次，说些“我们爱怎么叫就怎么叫，你韩国人凭什么？咱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之类的话。少数更极端的言论甚至要合并蒙古、越南，好“振我汉唐天威”。另一方面则是无日无之地讨论美国和日本的狼子野心，好像时时处在被威胁甚至灭国的危机之中。这两种表面矛盾的情绪其实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都是无法确切把握中国在国际上的位置、没有正常自信心的表现，而且是同一种民族主义的体现。
这种民族主义就是学者刘擎所说的“雪耻型民族主义”，它来源自一连串的“国耻”和创伤记忆，是百年来无数的苦痛塑造出“中国一定要强大”的民族凝聚驱动力，其最具体的日常表现就在中国人很爱挂在嘴上的“中国不会再让人欺负”。念兹在兹地唠叨“欺负”与“被欺负”，是因为现今中国社会的集体记忆里有着太多消散不去的创伤经验，犹如受伤的童年记忆阴影般缠绕终身。总是被这样的梦魇折磨，怎么会有健康平和的心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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