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天不冷-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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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休息休息。”
张红看了看铁姑娘队，又看了看项军，不由得咯咯地笑起来，说：“我真傻，让他们骗了！”
张红转身要走，突然象现了什么似的，站住了侧身静听，她听清楚了笑起来说：“项队长，你听突击队喊什么呢？”
………【第76章 深翻地】………
1959年初冬我在高中二年级读书。有一次因头痛，请假回家，在家呆了三周。
德惠县米沙子公社党委书记，招集全公社党员开大会，在会上，党委书记宣布，说：
“1、全国各地大干社会主义深翻地开始了，在我们县各个公社也要隆隆烈烈地开展深翻地，我们也不能落后，要干到前头。
“2、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把五类分子看起来，不准他们乱说乱动，我们必须要抓阶级斗争。把五类分子集中到一起，每人做一面小黑旗；不要太大；插在脖子后，用基干民兵看着他们劳动。
“3、别人要翻5o公分，我们就翻1米，他们翻1垧我们就翻两垧，一定要比他们翻得深翻得广，我们不要气馁，我们要有点儿精神。出工时要排好队，要喊口号，喊‘**万岁’，喊‘打倒五类分子’，要唱歌，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就是好’。
“4、大干社会主义开始了，就要有点儿大干社会主义的样子。家家户户门前插红旗，插得越高越好，各个路口也插红旗。老远一看，这里是红色的海洋，这里快进入**了。
“5、我的家乡秋收晚些，这不要紧，让中小学生去抱，把庄稼都抱到地头上，不影响深翻地。
“6、要注意‘路线分析会’，这就是阶级斗争，不能放松。”
这里的秋翻地翻得很深。开始时，翻了45公分到55公分，人们都干得挺起劲。尽管有人说：
“翻55公分太深了，明年春天没法种，再说地气冷了庄家长不好。”
这一句话被深翻地领导组听见了，领导组组长当天晚间就召开了“路线分析”会。
路线分析会是啥？就是阶级斗争，就是要把敢说话的人压下去，让那些实现不了的东西站出来，让它去领导去统治，让人们都得听他的。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
路线分析会的结果是：翻地翻55公分深不是太深了而是太浅了，得翻地1米深，于是就开始了。公社党委书记拿着广播喇叭亲自到地里宣传，他说：
“翻地翻太浅了不行，不解决问题，得让地像面包一样，用手一捏就扁，撒手就弹起来，不要听五类份子的宣传，要深翻，深翻到1米。”
孙助理说：“党委书记说得对，不要听五类份子的宣传，我们要深翻，翻进1米，让庄家长到面包上，长到面馒头上，只有这样，才能稳产，高产，每亩地才能打2万斤大苞米。”
公社党委书记来回走动，不停地说，走到那儿说到那儿。
说地气冷了庄稼长不好，这是胡说。什么叫地气？没那个说法，我就不信，把庄稼中在面馒头上还能不长，人有多大的胆，地就有多大的产。宁要社会主义草，也不要资本主义苗。
孙助理说：“说地气冷了庄稼长不好这个人就是五类分子，应该看起来，不让这号人乱说乱动。”
当时谁敢说话，最后把这个人脖子后插一个小黑旗送到黑帮堆里，和黑帮一起干活。
黑帮，黑帮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把他们组成一个队，用基干民兵带着枪看着，他们的劳动强度最大。黑帮约占深翻地大军的15％。
比五类分子稍好一点的是落后份子，就是偶而有一两句“错话”，或和五类分子说过话的人，就被称之落后份子。把他们脖子后插上一个小白旗，由不带枪的基干民兵看着，一起劳动。从此以后他们什么话都不敢说了。落后份子约占深翻地大军的3o％。
好人，约占深翻地大军的55％。
有人问：“孙助理，旁边那块地里的割倒的高粮怎么办？”
孙助理崭钉截铁地说：“党委书记不是说了吗，让中小学生去抱啊，那还有啥说的。”
命令一下，中小学生撒起欢来。抱起高粮的根部，拉着就往地头跑，这一跑不要紧，地垄沟里全是高粮了。
唉！一年到头来，丰收没丰产！
第二年春天雨大，地里真象面馒头一样，牛、马一进地就陷进去二尺多深，不用说种地，就是牛、马想出来也得费点儿好劲，有多少生产队用人向外抬牛、抬马。有的地，用镐头刨灶是种上了，可是苗出来以后红，老也不长，把生土翻到上面来，庄稼能长吗！
………【第77章 火车上救人】………
1962年我在吉林医科大学读书，那年署假还没过，我从德惠回长春。火车距开德惠十多分钟，就听到广播喇叭里喊：
“同志们请注意，同志们请注意，在第四号车箱里有一位小孩病重，很危险，哪位是医生请马上到第四号车箱，谢谢！”
我是在第六号车箱，当听到这个广播，没在意，因为我还是个学生，所以，没什么感觉。过了一会儿，又听到广播：
“同志们请注意，同志们请注意，在第四号车箱里有一位小孩病重，呼吸困难，很危险，哪位是医生请马上到第四号车箱抢救病人，谢谢！谢谢啦！”
我听到第二次广播，心里一动，这个患者可能很重，不然，不能这么急找医生。我毫不自觉地从坐位上站起来，想了想那个呼吸困难的病人，想到第四号车箱去看看。又情不自禁地向四周看了看，人们依然坐在坐位上，该干什么干什么，毫无动静。就是坐在我前一排的那个女同志自言自语地说：
“出门可真不容易呀，什么事都能碰上，这不，病在车上了，这个病人不知道怎么样啦？可能是很重，不然，不能一遍又一遍地找医生。唉！”
我看了看那个女同志，这人五十上下岁，农民打伴。我心想：“我还不是医生，是个学生，知道的知识太少，虽然我一知半解明白些，但我毕竞还不是医生。”我又坐下了。
就在这时广播喇叭又响了：“同志们请注意，同志们请注意，在第四号车箱里有一位小孩病重，呼吸困难，口唇紫，很危险，哪位是医生？哪位是医生马上到第四号车箱抢救病人。哪位是医生……”
这时，我想：“医生？是不是火车上没有医生？我是个学生，才是半个医生，实际半个医生还不到，怎么办？去看看，还是不去。去看看要是我治不了怎么办？治不了不就把患儿耽误了吗。火车上真的没有医生？连个中医也没有？还是有医生他不去呢？”
我正想着，一位列车员气喘虚虚的从第五号车箱挤过来，站在那儿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哪位是医生？咱们这个车箱里有没有医生？有医生就去救救那个孩子吧，我替孩子求求你了！小孩的脸都憋青了！再过一会儿就憋死了！”
列车员就站在我跟前，她说话的声音我听得清清楚楚，她说到“我替孩子求求你了”，她的声音嘶哑、颤抖了。我抬头看看她，她急得手足无错，两眼毫无目的地看着旅客，她的眼圈都红了。我问：
“没找到医生？”
“没有！怎么一个医生也没有啊！哪管有半个医生也行啊，去给那孩子看看吧！他是从三岔河上车去长春给孩子看病的，刚上车的时候小孩就是嗓子有点拉鼽，现在喘不出气来，从这儿到长春还得走一个半小时呢。他真的要憋死了！”列车员真的哭了，流下了泪水。
我说：“列车员同志，我是个学生，我是吉林医科大学的学生，还没毕业，我去看看行不？”
列车员看看我，她又看看我胸前的校徽，高兴地说：“行，行！那太好了，我先替家属谢谢你了！你去看看吧，去看看吧。”
列车员领着我来到第四号车箱，我一看，在车中央围着二十多个人，七吵乱喊。
有的说：“没有大夫这可咋办哪。”
有的说：“这火车也开不快，要是能快点儿，那该多好呀，能早到长春也就好了，哪怕是一个小时呢。”
还有的说：“真斜门儿了，今天这火车上连一个大夫也没有，哪怕有半个大夫也能为孩子想想招啊。”
我听到这些话心潮起浮，虽然我不是个完整的医生，但我己经学了二年了还懂些。我就是半个医生，这里没有医生，半个医生也能对付一气，我挺着胸脯往前走。整个车箱里的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那二十几个人的中间，几乎没人向后看。这时我听到有人说：
“来大夫了，来大夫了！是个年轻人，看样子可能是个西医。”
又听到有人说：“不是大夫，是个学生，你看他还戴着校徽呢。”
列车员边走边扒拉前面的人，还边走边说：“让开让开，快让开，借光借光，来大夫了！来大夫了！这是个西医大夫。”
人们呼拉一下全把头抬起来静静地看着我，谁也不吭声了，真是一鸟进林压得百鸟无声，把我看得把头低下了，把我压得喘不出气来，刚才那种高兴劲儿突然消失了，取代的是心跳。我只觉得心里嘎噔一下，接着就是卟通卟通地跳起来，越跳心越荒，没底了。当我看到这个五、六岁的患儿倒在凳子上，呼吸非常困难，口唇和颜面部绀，我的心紧张得不得了。此刻我想起来老师的话，他说：
“当你看到危重病人时，感到心荒，无从着手时，你就应该说话，找个话题来缓解紧张情绪。”
想到这儿，我问：“谁是家属？”
我说话的声音有些哆嗦了，自己感觉得清清楚楚。我这是第一次单独给患者看病，跟前连一个认识人都没有，在学校里也看过病人，可那都是有老师在跟前，就是看错了也没关系，还有老师呢。而且我读医大才读了二年，我们医大的学制是五年，最后一年是临床实习。学的东西很少，怕出露子。
“我是他妈，”她往身旁指了指，“那是他爹。”
我看看他们俩口子，那男的是个庄稼人，特老实，一句话都没有。那女的是个当家人，但也不善谈，站在那里只是默默地流泪。
我又问：“病几天了？”
孩子妈说：“病六、七天了。烧，39度多，老说头痛、迷呼、没劲儿。”
我逐渐镇定下来了，因为我听到患儿犬吠样咳嗽，看到他面色苍白，严重地呼吸困难，烦躁不安和紫绀现象，闻到了特殊的腥臭味，我诊断为白喉。患儿的呼吸越来越困难，怎么办？怎么办？我问周围的人：
“这孩子的病情太重，呼吸困难太严重了，口唇都绀了，谁有什么好办法？快说吧，再过一会儿这孩子就憋死了！”
我问了好几遍，没人回答，只是摇头。
我可真的急了，能不急吗？噪子眼儿都干了，眼看着患儿快要憋死了，还想不出办法来，急得我团团转，真能急死人哪！
“这里没有西医，有没有中医啊？”我又问，“哪位是中医？中医还可能有些办法，这位患者患的是白喉，快站出来抢救吧！”
还真有一位中医，这人四方大脸，个子不高，不胖不瘦，五十来岁，他姓王，是三岔河的，说：
“我是中医。可我在这儿没啥办法，针灸也不好使，患儿呼吸困难是他噪子上的伪膜堵的，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