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之水-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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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浪之水（经典官场小说）》
序篇 故事梗概
我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一本薄书：《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书第一页是孔子像，旁边写了“克己复礼，万世师表”八个字，是父亲的笔迹。还有屈原，“忠而见逐，情何以堪”；陶渊明，“富贵烟云，采菊亦乐”等一共12人。
父亲在我出生那年被划为右派。他只是凭良心替同事讲了几句公道话。因此，他被赶出县中医院，带着我来到大山深处的三山坳村，当了一个乡村医生。我考取北京中医学院那年，他看了我的录取通知书，吼了一声：“苍天有眼”就一头栽在地上。
1985年我研究生毕业回到省里，在卫生厅办公室工作。本来我想去中医研究院，厅长马垂章点名留我，并破例分给我一间房。以后我常常同办公室的丁小槐斗心眼，可每次都是我吃亏。到年底丁小槐对我客气起来，说要给我介绍对象，又请我吃饭。过了元旦他提到评优的事，希望我提他的名，我答应了。事后同事小莫说我是老好人，我说：“反正只是个臭虫屁大的事。”
厅里要对全省的中药市场进行整顿，关闭一批。我和丁小槐去吴山地区调查。马塘铺市场假药泛滥，可那是马厅长的家乡。回来我把情况向药政处做了汇报，可丁小槐却对黄处长说材料不准确。我心里憋得痛，丁小槐指鹿为马我忍不住把事情告诉了厅里的老办事员晏之鹤，他劝我要学聪明点。
厅里花三十万买了一台进口新车。我觉得厅里车够多了，也不定每个厅领导都得有一辆车，一辆车一年要耗几万块钱呢，这样花钱对不起那些无助的病人。在一次支部民主生活会上，马厅长说道：“让人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我受到鼓励就把小车的细账算了，没提到任何人。马厅长说：“大家讨论讨论，真理越辩越明嘛。”就走了。接下来大家都批评我，连关系最好的小莫都说我的不是，我万料不到事情竟是这样一种结局。晚上小莫又偷偷来我宿舍，请我原谅，说： “今天说了违心的话，我没有沉默的权利，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过几天马厅长在全厅大会上说：“我们有些同志，看问题有些片面性，缺少全局观点。”不久以后我就被调离厅办公室，到中医学会去了。女朋友知道这个消息，断然与我分手。
在中医学会一呆就是四五年，我结了婚，妻子董柳是市五医院的护士。婚后，董柳搬到我这里，过了一年，董柳怀孕了。我想想她每天拖着身子挤车上下班，可怎么行我想把她调到离厅里不远的省人民医院来，但要我求人，可难于上青天啊我逼着自己去找孙之华副厅长，孙副厅长要我去找省人民医院耿院长。我把董柳挤车的危险对耿院长说了，告诉他前几天董柳还被挤下车摔了一跤。他说：“真的如今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我陪笑着退出来，心里想着，惨啊，惨孩子生了下来，取名池一波。董柳奶粉啊等都要买最好的。家里几乎每天都火烧眉毛等钱急用，这也改变了我对钱的感觉。岳母来带一波，我到行政科去想讨一间房，没讨着。岳母就睡在门边的小床上，中间拉上一道布幔，我别扭得要命，可没办法。丁小槐提了办公室副主任，搬出筒子楼住套间去了。
一波三岁该进幼儿园了，董柳想让他进省政府幼儿园。我想尽了办法进不去，可丁小槐的儿子进去了。董柳气得滴泪。后来是董柳在外经委当经理的妹夫想了办法，一波才进去了。我叹息自己无能，手中没东西，人家凭什么要照应我按部里的布置，厅里抽人去湖区搞血吸虫调查，我也去了。在去之前的会上马厅长说：“这几年我省在这方面成绩是很大的，大家要珍惜厅里的荣誉。”调查在选址抽样方面做了精心安排，结论是发病率略有下降。”我知道数据不可靠，可我的角色早就被预设好了，我不能说。回到厅里我心里很不安，那些病人太苦了也太无助我写了真实情况想匿名寄到北京去，被董柳发现，撕碎，烧掉了。
“这一辈子怎么办呢人只有一辈子啊。”问题是董柳提出来的，我感到绝望，急得心里发痛，这六七年干什么去了责任啊良知啊人格自尊啊，那是谁都可以讲的越想讲自尊就越没自尊。
后来，马厅长的孙女呕吐脱了水，到省人民医院输液，几个护士都太紧张走了针。马厅长夫人沈姨大发脾气，听说董柳技术好，深夜派车接去，一针就打中了。沈姨留她在病房陪了几天，主动提出把她调来省人民医院。多年的愿望一下子实现，董柳哭了。
中医研究院原院长舒少华要我去他家。他拿出一封打印好的信，是写给省委的，上面列了马厅长七条罪状。有五十多个人签名，好几个是大名鼎鼎的专家，他希望我签名，我说要跟董柳商量一下，回来就把事情跟晏之鹤说了。晏之鹤建议我当晚向马厅长汇报，我急得直甩脑袋说：“啊呀呀呀呀呀我真做不出，这算不算出卖呢”我耷拉着头痛苦不堪，心中非常清醒，晏之鹤是对的我马上去了马厅长家，把事情说了。马厅长说：“七条罪状，你怎么看”我说：“欲加之罪舒少华他不是针对哪个人，是想搞垮我们的事业狼子野心”马厅长布置我去做几件事，我连夜就做了。第二天舒少华的阵线就崩溃了，签名的人纷纷找到马厅长表示忏悔。马厅长安排我报副高职称，又参加博士考试，都通过了。年底厅里下了文，调我到医政处当副处长，房子也搬套间了。想想这一年的变化，老婆调动了，房子有了，职称有了，位子有了，工资涨了，博士读了，我说话也管用了，真是天上人间啊不久，我由马厅长提名，被任命为副厅长，分管中医研究院。在研究院两年多，我主要做的事就是争取安泰药业股票上市，我是董事长。事前董柳在柜台交易中收集了四万多股，开市那天抛了，赚了三十多万，发财就像做梦一样。“你对厅里工作有什么想法”马厅长问我几次，我有了一种预感。终于有一天马厅长对我说：“省里找我谈了话，过六十岁一刀切。省里要我推荐一个人。为了保证工作连续性，我想推荐你。”我几乎要落泪说：“马厅长，我是你一手带出来的，无论如何，也要把厅里的既定方针贯彻到底”回去我把消息告诉董柳，她喜得手足无措。马厅长想在退位后到省人大谋一个位子，我说：“人大里面应该有我们的声音。”省委召我去谈话，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马厅长的话大家都服从惯了，我想有点改革，不要受干扰，还希望省里支持。”回厅里我建议马厅长离任后出国考察，顺便看看在洛杉矶读博士的儿子。他去了我就好办事了，我感谢他，可我不想因感恩当个傀儡厅长啊年底我回到了三山坳，在父亲坟前久久伫立。父亲，你相信人性，相信公正，对世界的理解有着浪漫的崇高。而我，却在大势所趋的口实之中，随波逐流走上了另一路。那里有虚拟的尊严和真实的利益，我因此放弃了准则信念，成为了一个被迫的虚无主义者。我在坟前跪下，把父亲留下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付之一炬。
序篇 1、父亲的肖像
父亲的肖像是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的。他已经死了，这个事实真实得虚幻。
那天从山上送葬回到土坯小屋，就失去了悲痛的感觉；悲痛在极点上持续，就不再是悲痛。那些山民，我平时称作婆姨姑嫂爷舅叔伯的，都在屋子里站着，翻来复去地说着那几句话：“人死了就活不回来了。”“再说老天爷要收人，毛主席他自己都没办法。”屋子里弥漫着烟雾。秦三爹不停地卷着喇叭筒给身边的人抽。这是我非常熟悉的气息，只有山里未经制作的土烟才是这样浓烈而辛辣。父亲生前经常在煤油灯下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缓慢地卷起一支喇叭筒，凑在灯上点燃，吸完了，又开始卷下一支，一句话不说，就过了一晚。昏黄的煤油灯把山民们的身影映在墙上，看久了就会产生某种幻觉。在那些逝去的夜晚，我在父亲的对面复习功课，越过他的肩看见墙上的身影，一动不动，看着看着就觉得那身影不很真切，像墙上凹进去了一块。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父亲在山中，在永远寂静的黄土深处。
夜深了，人渐渐散去。我在油灯下枯坐一会，在门坎上坐下来。今夜的风很大，也很纯，风中裹着一丝丝衰草的气息，这是山里面才能分辩出来的气息。没有月亮，稀疏的星星散落在天幕上，衬出远山朦胧的轮廓。山们这么沉默着，已经有无数世纪，这是山外人很难想象的。我在风中听到了一种声音，很多年来我都听到这种声音，像是召唤，又像是诉说。仰望星空使我想起了很久以前的岁月，时间尽头的岁月，还有那些遥远的地方，被称作天尽头的地方，那里一定有什么存在。可是父亲他死了，死了就活不回来了。我想不通一个人，怎么能这么轻易地死去，可这是真的，真的，这个事实无法拒绝。
我极度疲倦又极度清醒。无法入睡，我想把父亲留下的东西清理一下。几件衣服，几十本医学书，这就是一切。我把搁在横梁上的那口软牛皮箱取了下来，打开箱子我闻到一种陈旧的气息，这是藏在隐秘的时间深处的气息。我端起煤油灯照了照，里面是几本书躺在那里。我在平整箱底时忽然感到了中间有一块稍稍凸了出来，把油灯移近了仔细摸索，可以摸到一个明显的边缘。我的心突突地跳起来，一下一下生动可感。我仔细摸索了，那深红色的绒面有一侧是被刀割开了的。我小心地把手伸进去，慢慢地掏了出来，凑到灯下一看，是本很薄的书：《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
书的封面已经变成褐黄，上海北新书局民国二十八年出版，算算已经三十八年了。我轻轻地把书翻开，第一页是孔子像，左下角竖着写了“克己复礼，万世师表”八个铅笔字，是父亲的笔迹。翻过来是一段介绍孔子生平的短文。然后是孟子像，八个字是“舍身取义，信善性善”；屈原，“忠而见逐，情何以堪”；司马迁，“成一家言，重于泰山”；稽康，“内不愧心，外不负俗”；陶渊明，“富贵烟云，采菊亦乐”；李白，“笑傲王候，空怀壮气”；杜甫，“耿耿星河，天下千秋”；苏东坡，“君子之风，流泽万古”；文天祥，“虽死何惧，丹心汗青”；曹雪芹，“圣哉忍者，踏雪无痕”；谭嗣同，“肩承社稷，肝胆昆仑”，一共十二人。我翻看着这些画像，血一股一股地往头上涌，浑身筛糠般地颤抖。那种朦胧而强烈的感情冲击着，我自己也无法给予确切的说明。我准备把书合上的时候，发现了最后一页还夹着一张纸，抽出来是一个年轻的现代人的肖像，眉头微蹙，目光平和，嘴唇紧闭。有一行签名，已经很模糊了，我仔细辩认看了出来：池永昶自画像，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下面是一横排钢笔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是父亲的像啊，二十年了！一口一口地我喘着粗气，声音在夜中被放大了，像门外传进来的。山风呜呜地响着，天亮了。
序篇 2、公正在时间的路口等待
十年前，父亲带着我来到这个名叫三山坳的山村，那是一九六七年，我十岁。父亲在我出生那年被划为右派分子，虽然在六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