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第9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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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奉命在今天考古楼东侧的一排平房的前面埋柱子，搭席棚。先用铁锹挖土成坑，栽上木桩，再在桩与桩之间架上木柱，搭上架子，最后在架子上钉上苇席。席棚搭完，又被调到审讯室去，用铁锹和木棍把地面捣固，使之平整。囚犯们干活都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觉悟特别高，而是知道监改人员手中的长矛不是吃素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飞来横祸。有一位年近古稀的西语系教授，大概是没有去过太平庄，手中的铁锹稍稍停止了一会活动，背上就挨了重重的一棒。
在众囚犯的努力之下，监改大院终于完成了。
落成之后，又画龙点睛，在大院向南的一排平房的墙上，用白色颜料写了八个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每个字比人还高，龙飞凤舞，极见功力，顿时满院生辉。这八个大字对每个囚犯都起到了极大的威慑作用。从此以后，囚犯人就生活在这八个大字的威慑之下。
“牛棚”里有“劳改罪犯守则”，这就是“牛棚”的“宪法”。在“宪法”和经常补充的口头法律条文的管束下，囚犯们每日生活倒也井然有序。
早晨6点起床，早了晚了都不允许。一声铃响，穿衣出屋，第一件事情就是绕着院子跑步。监改人员站在院子中央，发号施令。跑步本来应该是锻炼身体，是好事，但是这一群“劳改罪犯”每天繁重的体力劳动已经锻炼够充分的了，何必多此一举。实际上，早晨跑步也是折磨“罪犯”的一种办法，让他们在整天的体力劳动之前，先把体力消耗净尽。
跑完步，到院子里的自来水龙头那里去洗脸漱口。洗漱完，排队到员工二食堂去吃早饭。走在路上，一二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个个垂头丧气，如丧考妣。根据监改人员的口头法律，谁也不许抬头走路，有违反者，背上立刻就是一拳，或者被踹上一脚。到了食堂，只许买窝头和咸菜，油饼一类是“奢侈品”，是绝对禁止买的。即使让买，“囚犯”们也买不起。当时“劳改罪犯”的生活费是十六元五角，家属十二元五角。这点钱，仅够吃饱肚子，也就只能吃窝头和咸菜。餐厅里当然有桌有凳，但那是为“人”准备的，“牛”们无份。囚犯们只能在楼外面的树下，台阶上，或者蹲在地上“进膳”。中午和晚上的肉菜更与“囚犯”们无关，他们只能吃些盐水拌黄瓜，清水煮蔬菜之类的菜。整日剧烈的劳动，而肚子里却滴油未有，季羡林说：“这是我继在德国挨饿和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第三次堕入饥饿地狱。但是其间也有根本性的区别：前两次我只是饿肚子而已，这次却是在饿肚之外增加了劳动和随时会有皮肉之苦。回思前两次的挨饿宛如天堂乐园可望而不可即了。”
早饭以后，回到“牛棚”，等候分配劳动任务。此时“黑帮”们全都成了牛马，全校的工人没有哪个再干活了，他们都变成了监工和牢头禁子。他们有活，不管多脏多累，一律到“牛棚”来，要求分配劳改罪犯。这就好比是农村生产队长分配牛马一样。
在出发劳动前，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必须到树干上悬挂的黑板下，抄录今天要背诵的“最高指示”。这指示往往相当长。每一个罪犯今天不管干什么活，到哪里去干活，都必须背得滚瓜烂熟。任何监改人员，不管在什么场合，都可以让你背诵。倘若背错一个字，轻则一耳光，重则更严厉的惩罚。现在，如果“黑帮”们被叫到办公室去，要先喊一声：“报告！”监改人员说“进来”才能进去。进去后，垂首肃立。监改人员在谈正事前，要让你背今天规定的语录，有时他只提一段语录的第一句，你必须接下去把整段语录背完。倘若背错一个字，则严惩不贷。这种荒唐的做法，不知是哪位天才发明的，今天说起来，年轻人都不会相信，即使亲历者，现在回忆起来也感到滑稽可笑。可是，当时是没有人觉得可笑的。就像基督教徒做弥萨，伊斯兰教徒一天做五次礼拜一样，是极其神圣、极其严肃、极其正常的事情。可是，做弥萨做礼拜不需要背经文，教徒并无心理压力。背语录则完全不同，几万字的语录一般人是很难记住的，特别是老年人记忆力衰退，就更难背诵。有一位地球物理系的老教授，由于年纪实在太老了，背不下来，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其实监改人员自己也未必能背下来，因为有时季羡林由于神经紧张，也曾背错一二个字，但监改人员并未发现。背语录这种宗教式的查经办法，究竟有什么用处？实在让人很难理解。季羡林说：“我有自己的解释，这解释仍然是我发明创造的‘折磨论’。我一直到今天还认为这是惟一合理的解释。”
囚犯们抄完语录，便跟随牢头禁子去干活。季羡林什么活都干过，比如：搬运耐火砖，运沙子，运煤，搬石头，修理地下管道等等。总之，什么活最重，最累，最脏，就让囚犯们去干什么活。由于季羡林不但是“劳改罪犯”，而且是原井冈山的成员，而工人中大都是新北大公社派的，所以他被打骂的机会就比一般人更多。
晚上，吃过晚饭，最重要的仪式便是“晚间训话”。
晚间训话，照例要全体“罪犯”集合，地点在两排平房之间的小院子里。每天总有一个监改人员站在队列前训话，这个人似乎是上面派来的，公社派的头头。训话者还常常换人。训话的内容，每天不同。因为他的目的不在讲大道理，而大道理本来就没有太多好讲的。他的讲话是属于“折磨学”。训话的主要做法是抓小辫子，而小辫子“黑帮”们满头都是。小辫子的来源大体有两个：一个是白天劳动时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一个是“囚犯”们每天写的书面思想汇报。“囚犯”们干活是非常兢兢业业的，可是监改人员总要挑点刺儿，否则就无从监改了。欲加其罪，何患无辞。说不定哪一个“囚犯”被监改人员选中，于是训话时他便会倒霉。至于写书面思想汇报，是每天的重要工作。按说这些“牛鬼蛇神”都是走笔如神的教授学者，写个区区的思想汇报是没有什么困难的。其实不然。不论“黑帮”们怎样冥思苦想，细心推敲，在中国这个文字之国，想要从文字上挑点毛病，还是易如反掌的。
晚间训话的程序大体如下：“罪犯”们先列队肃立，因为院子不大，排成四行。监改人员先点名。点名本是件很普通的事，但是其中有一件小事，却给季羡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说：“就是将来我见了阎王爷，也不会忘记的。”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
有一位西语系的归国华侨教授，年龄早已过了花甲，而且有重病在身，躺在床上起不来。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把他也弄到黑帮大院里来。他行将就木，根本不能劳动，连吃饭都起不来。就让他躺在床上“改造”。他住的房子门外就是晚间训话”罪犯”们排队的地方。每次点名，他都能听到自己的名字。此时就从屋中木板上传出来一声：“到！”声音微弱、颤抖、凄凉。我每次都想哭上一场。这声音震动了我的灵魂！
其他“罪犯”站在这间房子门外，个个心里打鼓。说不定训话者高声点到自己的名字，还没等他自己出队，就有两个年轻力壮的监改人员，走上前去，用批斗会上常用的方式，反剪双臂，拖出队列，上面是耳光，下面是脚踢。清脆的耳光声响彻夜空。更厉害的是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两只脚。
牛棚生活除了每日的劳动改造以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让囚犯们每天，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
首先要应付的就是“外调”。
“外调”是一个专有名词。意思就是外地外单位的人，来到劳改大院，向某个“罪犯”，调查本地本单位某个人的“罪行”。当时外调人员满天飞。全国哪个单位都不惜工本，派人到全国各地，直至天涯海角，深入穷乡僻壤，调查搜罗本单位有问题人员的“罪行”，以便罗织罪名，把他打倒在地，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本来应该是司法机关管的事情，但是当时司法机关已经瘫痪，无法履行职责。再说了，当时各单位都分了派，为了把对立面一派的人打倒，还是自己代行司法职责来得方便。由于派性作怪，即使被调查者明明没有问题，也要实行“有罪推定”，非“调查”出“罪行”来不可。拿季羡林来说，在他没有开罪那一位“老佛爷”的时候，是没有人会对他进行调查的。一旦他跳出来反对那位“老佛爷”以后，对他的调查工作便立刻上马。新北大公社把季羡林看作眼中钉，四处调查他的“罪行”，并且非常卖力气。两个调查人员，跋山涉水，历尽艰辛，来到鲁西北临清县官庄季羡林的老家，满以为打着“老佛爷”的旗号，便可以吓唬那里的农民，把季羡林打成地主。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官庄的贫下中农把这两位外调人员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说：“如果讲苦大仇深要诉苦的话，季羡林应该是第一名。”两位外调人员只得悻悻而归。但是，“老佛爷”仍然不死心，又派人去了第二次。这次遭到了与上次同样的命运，这才死了把季羡林打成地主这条心。
季羡林被关进劳改大院以后，经常要应付外调人员。这些人也分三六九等，很不相同。有的只留下被调查人的姓名，季羡林写完材料后，交给监改人员转走便了事。有的要求当面面谈，但态度也还温文尔雅，并不吹胡子瞪眼。不过，也有非常野蛮粗暴的。有一次，山东大学来了两个外调人员，一定要面谈。于是，季羡林被带到审讯室，接受他家乡来人的审讯。他们调查的是季羡林同山大一位北京籍的中文系教授的关系。由此，季羡林知道，他的这位朋友此时也遭了难。没想到这两个山大的外调人员对季羡林拍桌子瞪眼，甚至动手扯他的头发，打他耳光，用脚踹他的腿。季羡林这个新北大公社的“罪犯”，忽然摇身一变，成了山东大学造反派的“罪犯”。季羡林耳听粗蛮重浊而又有点油滑的济南腔，眼观他们残忍蛮横的面部表情，感到恶心到了极点。此时，他想起了他的老师吴宓的诗句：“如此乡音真逆耳。”山东济南的“国骂”同北京略有不同，是用三个字“我日妈”，这两个汉子满嘴脏话，迫他交待，不但要他交待同那位教授的“黑”关系，而且还要交待季羡林自己的“罪行”。来势之凶猛，让久经沙场的季羡林也不知所措，浑身上下流满了大汗。一直审讯了两个钟头，早已过了吃午饭的时间，两位汉子还兴犹未尽。这时连北大的监改人员都看不下去了，觉得他们实在有点过分，干脆出面干涉，这两位山东老乡才勉强收兵，悻悻然走掉了。季羡林在被折磨得筋疲力尽之余，想到的还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那位朋友：碰到这样蛮横粗野没有一点人味的家伙，你的日子真够呛呀！
其次是批斗。
被囚禁在“牛棚”里的“囚犯”并不完全同牛一样。牛们每天只要出去劳动，便算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