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第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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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年中，季羡林与陈先生往来频繁。季羡林写了一篇《浮屠与佛》的文章，乘到清华园晋见陈先生之便，向陈先生读了一遍。《浮屠与佛》主要探讨汉译“浮屠”与“佛”字谁先谁后的问题。当时胡适与陈垣二位先生为此争论得面红耳赤，似乎双都动了感情。因为佛教最初并不是直接由印度传到中国的，而是通过中亚各国的媒介传入的。季羡林利用自己掌握吐火罗语的优势，解决了这一难题。陈先生听完后，大加赞赏，立即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该刊是当时国内最具权威性的学术刊物。季羡林的文章在该刊第二十本上发表后，“一登龙门，身价十倍”。季羡林的名字，遂为国内学人所知晓。当时远在武汉大学任教的吴宓先生在1948年8月28日的日记中曾记到此事：“晚读唐长孺携借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上册）完。三十七年七月出版。首为陈寅恪《元微之悼亡诗与艳诗笺证》。中有季羡林《浮屠与佛》，谓浮屠乃印度梵文Buddha之对音，汉时即入中国，且通用。其后佛之单音自中亚细亚诸国［吐火罗文B（较古）龟兹文Pud，吐火罗文A（较近）焉耆文Pat］译语传来，遂替代前名。实则此二字渊源不同，佛非佛陀之简省也。云云。”（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126页）可见季羡林此文影响之广，也可见由于陈寅恪先生的提携扶植，对季羡林在学术上的成功，起过多么重要的作用。
季羡林对陈师的恩情，一直铭记在心，不曾忘记。1995年，即陈寅恪先生在“文革”中被折磨致死后二十五年，中山大学举办了“陈寅恪学术研讨会”。季羡林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详尽地阐述了陈先生的思想与学术成就，给予极高的评价。同年12月，他又写了《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文中写道：
生平帮过我的人无虑数百。我要举出人名的话，我首先要举出的，在国外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瓦尔德斯米特教授，另一个是教吐火罗文的老师西克教授。在国内的有四个人：一个是冯友兰先生，如果没有他同德国签订德国清华交换研究生的话，我根本到不了德国。一个是胡适之先生，一个是汤用彤先生，如果没有他们提携的话，我根本来不到北大。最后但不是最少，是陈寅恪先生。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活，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条治学的道路，也同样是来不了北大。至于他为什么不把我介绍给我的母校清华，而介绍给北大，我从来没问过他，至今恐怕永远也是一个谜。
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一向认为，感恩图报是做人的根本准则之一。但是，我对他们四位，以及许许多多帮助过我的师友怎样“报”呢？专就寅恪师而论，我只有努力学习他的著作，努力宣扬他的学术成就，努力帮助出版社把他的全集出全，出好。
文中，季羡林深情地写道：
现在我的年龄已经超过了他在世的年龄五年，算是寿登耄耋了。现在我时常翻读他的诗文。每读一次，都觉得有新的收获。我明确意识到，我还未能登他的堂奥。哲人其萎，空余著述。我却是进取有心，请益无人，因此更增加了对他的怀念。我们虽非亲属，我却时有风木之悲。这恐怕也是非常自然的吧。
在这三年中，还有另一件事令季羡林感到十分愉快，而且终生难忘。这便是与胡适先生的一段交往。
季羡林当时身为北大东语系系主任，经常要向胡适校长请示汇报工作。他们又同是北大教授会的成员，同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同是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成员，因此见面的机会很多。再有一件事使他们联系更多起来。当时印度尼赫鲁政府派到北大来一位访问教授师觉月博士和十几位研究生。胡适对印度研究很重视，很感兴趣，他对汉译佛经相当熟悉，因此对这批印度客人十分关心。因为季羡林是东语系系主任，胡适很自然地把接待和照顾这批印度客人的任务，委托给季羡林去办。胡适亲自主持欢迎会欢迎这批印度客人，还用英语致了热情的欢迎词。他多次会见师觉月博士和印度留学生。这些活动，胡适都要求季羡林参加。有关印度客人的学习及生活安排情况，季羡林都要及时向胡适汇报。
在学术研究方面，季羡林也同胡适有过交往。前面提到的《浮屠与佛》一文，其写作动机正是因为季羡林偶读《胡适论学近著》，了解到因为汉译“浮屠”与“佛”字谁先谁后的问题，胡适正同陈垣先生争论，才动了写作的念头。文章发表后，令胡适吃惊不小，从而对这位年轻教授另眼相看。
1949年，季羡林又写了一篇论文《列子与佛典》。他在文章里，用了大量佛经的材料，论证了《列子》一书伪造的时间，这也是长期以来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文章写完后，他送给胡适看。胡适连夜看完了论文，立即写了回信。信中夸赞道：“《生经》一证，确凿之至。”
也许因为季羡林这两篇文章给胡适留下的印象太深了，胡适晚年在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在一次下午饮茶的时候，他对年轻的研究人员说：做学问就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这是1999年季羡林访问台湾时，台湾的李亦园院士亲口告诉他的。季羡林震惊之余，百感交集。胡适先生直到晚年还关注着自己的学术研究，并且对自己的学术水平作出如此高的评价，知己之感，知遇之恩，油然而生。
1948年冬，北平西山的红叶依旧火红，古都的街市平静如常。但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冬季，在这个冬季里，发生了自1911年清朝覆灭以来，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政权更替。
1948年12月上旬，几十万共产党东北野战军已经把北平团团围住，毛泽东指示“围而不打，耐心等待”。目的是保护这座中国最大的文化古都。12月中旬，处于西北郊的清华大学一带，已为解放军占领。可是此时北平城内人心并不惶惶，北大的教师和学生也并不惶惶。在人们的内心里，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专横，已深恶痛绝，这个政权已经民心丧尽，注定了失败的命运。虽然人们对共产党并不十分了解，但多数人抱着一种期待和欢迎态度，静静地等待共产党大军的入城。
15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南苑机场匆忙登上一架小飞机，逃离北平，向南京方向飞去。与胡适同机南飞的是清华大学著名教授陈寅恪先生。蒋介石政权在崩溃前夕，作出了三项重要决策：“抢运黄金白银和外汇”、“抢运故宫博物院与中央博物院的文物精品”和“抢运学人”。前两项抢运，大获成功。1949年运抵台湾的黄金即达数百万两，文物精品五千多箱。而最后一项“抢运学人”活动，却令蒋介石大失所望。在胡、陈二位乘机抵达南京后，21日，另一架从北平起飞“抢救学人”的飞机抵达南京机场。胡适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舱门打开，他满怀希望能同老朋友见面。然而除了三四位之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胡适当时大哭一场。
正当所有人都认为胡适与陈寅恪这两位中国顶尖级的学者会追随蒋介石政府到台湾去的时候，传来的消息却令人大吃一惊。陈寅恪先生携妻带女，抵达南京后，只住了一个晚上，便赶赴上海，最后辗转到了广州，在岭南大学留了下来，任中文系与历史系教授，并没有去台湾。
胡适最终也没有追随蒋介石去台湾。1949年4月，他从上海乘海轮，去了美国，过着客寓异乡的寓公生活。直至50年代，才去了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胡、陈二位先生为什么离开北平南下，又没有去台湾，作为晚辈的季羡林当时是无从知晓的。实际上，至今这个谜团也没有解开。但是，二位恩师匆忙离去，而且从此云天相隔，在季羡林心中留下的却是无限的惆怅和遗憾。
1949年1月，国民党驻守北平的傅作义将军，审时度势，顺应民意，同意接受共产党和平解决北平的方案，北平又一次免遭兵火之灾，得以和平解放。22日，傅作义部队开始撤出北平，同时，雄纠纠、气昂昂的解放军开进了北平城，受到市民的夹道欢迎。
中国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季羡林的人生旅途也随之开始了新的征程。
三年学术成果“差强人意”
从1946年至1949年，短短的三年中（实际不过两年多一点时间），季羡林共写了四十余篇文章，在各类报刊上发表。这些文章内容广泛，体裁各异，长短不齐。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学术论文；一类是介绍东方语言文化以及国外研究东方语言文化现状的文章；还有一类是各种评论文章，其中主要是针对当时派遣留学生政策的意见。对于政府派遣留学生的政策，季羡林在德国时便痛感其弊端甚多，回国后，这些看法如骨鲠在喉，是非说不可的话。
单就学术论文来说，三年中，季羡林共写了十三篇，简介如下
《一个故事的演变》
这是一篇比较文学论文。季羡林通过考证，证明源于印度《五卷书》的一个故事，（即“一个鸡蛋的家当”），流传到中国、欧洲以后，因时因地而演变的过程。
《梵文〈五卷书〉——一部征服了世界的寓言童话集》
这篇文章是根据德国“比较文学史”的创立者Th。Benfey的关于《五卷书》的一篇长文介绍的。严格说起来，它不能算是一篇学术论文。但是Th。Benfey是比较文学中影响研究的创始人，季羡林受其影响很大，所以在此提及。
《一个流传欧亚的笑话》
这也是一篇比较文学论文。是讲《五卷书》中的一个笑话，在欧洲和中国流传过程中的变化。文章强调了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密切关系，以及普通百姓创造故事的惊人能力。
《木师与画师的故事》
这同样属于比较文学的范围，是中印两国民间故事流传的一个例证。
《从比较文学的观点上看寓言和童话》
在这篇文章里，季羡林介绍了几个跨越国界、流传时间又很长的故事，其中包括“曹冲称象”的故事。据季羡林考证，都源于印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