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第6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是，在回国途中，比身体受折磨更令他感到痛苦的，是内心的矛盾和心情的沮丧。
当船离开马赛港，向东方行驶时，他的心情本来是很好的。又兴奋，又激动，万千思绪，联翩而至。他想：十一年的异域背井离乡的生活就要结束了。祖国就要展现在眼前了。他有千言万语要向阔别了多年的祖国母亲倾诉。但是，离祖国越近，他听到有关祖国的消息越多，看见自己的同胞也越多，他那满腔热情像是迎头被泼了一盆冰水，渐渐地凉了下来。
自从在瑞士同南京政府的外交官打交道后，他的心里就蒙上了一层阴影。到了西贡，同样的事，又发生了。
南京政府在西贡设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总领事馆，派来了总领事，以及领事和副领事等一班人马，管理越南华侨事宜。总领事馆实际上成了一个大衙门，把国内衙门那一套弊病全带到了国外。西贡的华侨本来是很爱国的，但常常受到领事馆的盘剥和和刁难。有些华侨吃了亏，投诉无门，只好忍气吞声。季羡林等一批留学生到了西贡，华侨们以为他们都是有后台的中国人，不然怎么会出洋镀金呢？于是便把他们看成了“青天大老爷”，纷纷前来告状。留学生们个个年轻气盛，对国民党的外交官，早已痛恨有加，听了华侨们的诉苦后，一个个便“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了。他们把华侨们的苦衷和要求统统向总领事和盘托出。总领事也模不清这些年轻人的底细，只好唯唯诺诺，有的事也居然办成了。留学生们为了给领事馆一点颜色看看，第一次吃饭时，看到餐桌上摆着竹筷子，便故意说：“这不行，必须换象牙筷子。”这当然有点无理取闹。但是，第二天吃饭时，就一律是象牙筷子了。季羡林在1946年3月13日的日记中记道：
十点同他们到领事馆去见尹凤藻（总领事）。一直等到十一点，他才回去。一见面，态度非常不客气。我心里大火，向他顶了几句，他反而和气了。这种官僚真没办法。
4月13日，日记中又有这样一段话：
早晨六点起来，吃过早点，同虎文、士心、萧到领事馆去，交涉订在大中华的舱位。老尹又想狡赖，看我们来势不善，终于答应了。
从两段日记中，可以看出季当时真实的心情。
到了香港，南京政府的特派员出面接待留学生。他把留学生们打发到一个鸡毛店似的小客栈里住。几个人挤在一间又小又黑的房间里。客栈里住的都是一些小贩、流浪汉和身上长梅毒的人。这些人大声喧哗，随地吐痰，抽劣质香烟，把屋子弄得乌烟瘴气，使留学生们难以忍耐。一天，特派员召见季羡林等留学生，商谈去上海的问题。当留学生们走进特派员的办公室，大吃一惊。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一个特派员的办公室，竟然其大无比，装修极为豪华。这位特派员坐在巨大的办公桌后面，威仪俨然，戴一副玳瑁框的眼镜，留着小胡子，面团团如富家翁，摆出一副官架子。季羡林与同去的留学生一看，心里完全明白了，必须给他点颜色看看，便一屁股坐到他的办公桌上。这一坐，立竿见影。特派员立刻站起来，脸上也有了笑容，乘船的问题便迎刃而解。
季羡林对香港虽然久仰大名，但从未去过，这次是初到，却没有留下好的印象。20世纪40年代的香港，不像今天这般豪华，还是个很“土”的城市。更由于季羡林刚从欧洲回来，把香港同柏林、伯尔尼、马赛这些欧洲的大城市一对比，更显出它的“土”气。这且不说。香港当时没有一点文化气息，找一个书店都很困难，使他大为失望。更让他反感的，是从鸽子笼似的屋子里传出来的打麻将之声，有如悬河泻水，雷鸣般从天而降，吵得他心烦意乱。这当然是一介书生对香港的印象。如果换了别人，那印象可能完全不同。
5月13日，季羡林一行终于登上开往上海的船。他的心情开始很激动，然而船上的混乱现象，又让他的心凉了半截。
在这条船上，统舱之下还有甲板一级。到处都是包裹，有的整齐，有的凌乱，有的包裹里还飘出了咸鱼的臭味。到处都是人，每个人只能有容身之地。霸道者抢占地盘，有人出钱，就能得到。因此讨价还价之声，争吵喧哗之声，洋洋乎盈耳。好多人都抽烟，统舱里烟雾迷漫。这种烟雾，再混上人声，形成一团乌烟瘴气的大合唱。小船破浪前进所激起的海涛声，同这大合唱相比，简直像小巫见大巫，有时连听都听不见了。
季羡林和几个留学生住在头等舱和二等舱，算是船上的“特权阶级”。不管外面多么脏，多么乱，只要把门一关，舱内还能保持安静和干净。但是，有时他们需要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就必须到甲板上去。其实只需走几步路就可以到甲板，但是，就这几步路，也是异常艰难的历程。因为他们必须在挤得像沙丁鱼的人丛中，小心翼翼地走出一条路来，才能到达甲板。到了甲板上，他忽然发现，在横躺竖卧的人丛中，有一位年轻女子十分面熟。仔细一看，原来是同他们一起上船的在比利时和法国留学的女生。不知道为什么她会呆在这个鬼地方？只见她此时正紧闭双眼，躺在那里，不吃不喝，不转不动。有人跨过她的身躯走路，她似乎不知不觉。有人不小心踩到她身上，她一点反应都没有。有人提水水滴到她脸上，她连眉毛都不眨一眨。她就这样一连躺了几天，一直躺到上海。这使季羡林吃惊不小。他知道，她是学数学的，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看着她的表情，他怀疑她当过修女。不管怎样，她心中一定有自己的上帝。否则她在船上的这番功夫，无论如何也是难以理解的。
此情此景，使季羡林大为愤慨，多日郁结在心中的千言万语，再也按捺不住，一下子涌泻出来。他写道：
我是一个俗人，心中没有上帝。我不想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我要活动，我要吃要喝，我还要想。在这时候，祖国就在我面前，我想了很多很多。将近十一年的异域流离的生活就要结束了。这十一年的经历现在一幕一幕地又重新展现在我的眼前，千头万绪的思绪一时逗上心头。我多么希望向祖国母亲倾诉一番呀！但是，我能说些什么呢？十一年前，少不更事，怀着一腔热情，毅然去国。一是为了救国，二是为了镀金。原定只有两年，咬一咬牙就能够挺过来的。但是，我生不逢时，战火连绵，两年一下子变成了十一年。其间所遭遇的苦难与艰辛，挫折与委曲，现在连想都不愿意回想。试想一想，天天空着肚子，死神时时威胁着自己；英美飞机无时不在头顶上盘旋，死神降临只在分秒之间。遭万劫而幸免，实九死而一生。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家中一点信息都没有。亲老、妻少、子幼。在故乡的黄土堆里躺着我的母亲。她如有灵，怎能不为爱子担心！所有这一切心灵感情上的磨难，我多么盼望能有一天向我的祖国母亲倾诉一番。现在祖国就在眼前，倾诉的时间来到了。然而我能倾诉些什么呢？
我不能像那位天主教徒一样，躺在那里死死不动。我靠在船舷上，注目大海中翻滚的波涛，我心里面翻滚得比大海还要厉害。我在欧洲曾几次幻想，当我见到祖国母亲时，我一定跪下来吻她，抚摩她，让热泪流个痛快。但是，我遇到了困难，我心中有了矛盾，我眼前有了阴影。在西贡时，我就断断续续从爱国华侨口中听了一些关于南京政府的情况。到了香港以后，听的就更具体、更细致了。在抗战胜利以后，政府中的一些大员、中员和小员，靠裙带，靠后台，靠关系，靠交情，靠拉拢，靠贿赂，乘上飞机，满天飞着，到全国各地去“劫收”。他们“劫收”房子，“劫收”地产，“劫收”美元，“劫收”黄金，“劫收”物资，“劫收”仓库，连小老婆姨太太也一并“劫收”，闹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其肮脏程度，远非《官场现形记》所能比拟。所谓“祖国”，本来含有两部分：一是山川大地；一是人。山川大地永远是美的，是我完完全全应该爱的。但是这样的人，我能爱吗？我能对这样一批人倾诉什么呢？俗语说：“孩儿不嫌娘丑，狗不嫌家贫”。我的娘一点也不丑。可是这一群“劫收”人员，你能说他们不丑吗？你能不嫌他们吗？
——《留德十年》
不知不觉中，船就到了上海码头。时间是1946年5月19日。
他提着行李，挤在混乱的人群中，踏上了祖国的土地。他没有跪下来捧着祖国的泥土激动地亲吻，而是一个人挤在人群中，茫然地向前走着，心里喜怒哀乐，像是倒了酱缸一样，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他吃惊地反问自己：“上海，这真是中国的地方了。自己去国十一年，以前自己还想象再见祖国时的心情。现在真正地见了，但觉得异常陌生，一点温热的感觉都没有。难道是自己变了么？还是祖国变了呢？”他叹息道：“十年一觉欧洲梦，蠃得万斛别离情。”
“祖国母亲呀！不管怎样，我这个海外游子又回来了。”
这一年，季羡林35岁。
初进北大
季羡林抵达上海后，本想立即赶回济南老家与家人团聚。无奈当时内战正在激烈进行，津浦铁路中断，他有家难归。不过，还有另一件同样急迫的事需要办理，就是要赶紧落实回国后的工作问题。关于这件事，还要从几个月前，他同恩师陈寅恪先生的通信说起。
1945年秋，二战刚刚结束，英国牛津大学约请陈寅恪先生去伦敦治眼病。他们希望陈先生眼病治愈后，能留在牛津讲学。陈先生急欲恢复视力，决心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只身远涉重洋，赴英就医。1945年9月14日，陈先生在邵循正先生陪伴下，由成都飞往昆明，再飞印度转赴伦敦。令人失望的是，在英国，虽经两次手术，陈先生的眼病未能治好。1946年5月，陈先生归国，回到了南京。
季羡林在清华念书时，曾旁听过陈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课，对陈先生的道德文章，均极为敬佩。但季羡林当时只是一名旁听生，与陈先生并不熟悉。1945年，季羡林在哥廷根准备回国，听说陈先生其时正在伦敦治病的消息，立刻给陈先生写了一封信，向陈先生报告了自己十年来的学习和学术研究的情况。虽然陈先生当时对季羡林以及他的学业并不了解，但是有一个机缘，使陈先生很容易便可以对季羡林有了了解。季羡林的师祖吕德斯，正是陈先生当年在德国留学时的老师，而季羡林的老师瓦尔德施密特正是陈先生的同学。季羡林一讲自己的学业情况，陈先生立即了然。果然，不久季羡林就收到了陈先生寄来的一封长信。信中除了一些奖掖鼓励的话以外，陈先生说，他打算介绍季羡林到北京大学任教。这当然使季羡林喜出望外。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1930年他曾考取北大，只因想出国，弃北大而就清华，现在又要回到北大了。他狂喜不能自已，立即回信应允。这便是季羡林到北大的因缘。
季羡林在上海停留了数日，在好友臧克家先生家的榻榻米上睡了几天，立即赶往南京去谒见陈寅恪先生。陈先生当时正借住在俞大维的官邸。季羡林到南京后，马上前去俞家见陈先生。师生别离已经十多年，各自谈了别后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