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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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本》的练习都念完了,一套十分复杂的梵文文法也讲完了。1936年-1937年的冬学期,他继续学梵文。念的课文是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一个故事《那罗传》。梵文是现在世界上已知的语言中语法最复杂的古代语言,形态变化极为丰富。对一般人来说,实在是一种很难读通的语言。季羡林暗下决心,一定要跳过这座“龙门”。每天早晨,他在房东家吃早餐,一壶茶,两片面包。吃完就步行穿过小城,到梵文研究所去读书。午饭在食堂或小饭馆里随便吃一点东西,吃完仍然回到梵文研究所继续看书,从来不睡午觉。晚上回家,女房东欧朴尔太太了解到中国人喜欢吃热饭,就把他们中午吃的热餐给他留一份,这是他一天中吃上的惟一一顿热汤热菜。因为德国人晚餐是吃凉面包、香肠和干奶酪的。季羡林像苦行僧一样地生活,废寝忘食地苦读,成绩自然十分优异,得到老师的好评。
原定的留学期限是两年,但季羡林仍然希望拿到博士学位。按德国的规定,考博士必须读三个系:-个主系,两个副系。季羡林选的主系是梵文。两个副系,分别是英国语言文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但斯拉夫语言学,不能只学一门俄语,于是又加一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言。这样,加起来同时要学四门外语:梵文、英文、俄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其负担之重,可想而知。如果要想省点事,也是办得到的。譬如,选一门汉文或与中国有关的学科作为副系,就不用费事了,而且也是允许的。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位中国留学生便选了中国文学作副系。当博士论文答辩时,德国教授问他:杜甫与莎士比亚,哪一位更早一些。这位留学生想了想,说:莎士比亚比杜甫更早。教授听后说:下面的问题不必再问了,你落第了。这不是笑话,而是真事。直至今天,还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在国外攻读中国文学之类的专业,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季羡林出国前就立过誓,决不写有关中国的博士论文。鲁迅先生曾说过,有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然而回国后讲的却是康德、黑格尔,又令国人大吃一惊。季羡林鄙薄这种博士,决不步他们的后尘。
他每天往返于欧朴尔家与梵文研究所之间,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同四门外语拼命。生活极其单调,乏味,但季羡林却乐在其中。主要精力当然是用在学梵文和巴利文上。梵文班从第二学期开始,来了两个德国学生:一个是历史系的学生,一个是一位乡村牧师。前者在季羡林来德国前,已经跟西克教授学过几个学期梵文,是位老学生了。季羡林开始时对他肃然起敬。然而,过了不久,就发现他学习梵文很吃力。尽管他在中学时就学过希腊文和拉丁文,又懂英文和法文,但是对付这个语法规则烦琐到匪夷所思程度的梵文,他却束手无策。在课堂上,只要老师一问,他就眼睛发直,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并不是脾气很好的人,他一生气,这位老学生就更加不知所措,常常使课堂气氛变得十分紧张。一直到二战爆发,这位德国学生被征从军,他始终没有征服梵文。可见学习梵文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转眼间,到了1937年,季羡林的交换期快满了,是该回国的时候了。然而,国内爆发了“七七”事变,随即,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不久,他的家乡济南就被日寇占领。他的退路断了,有家难归,只好暂时死了回国这条心。可是,交换期满后,他就不能再从德国方面领取每月一百二十马克的生活费,眼看生活就没有了着落。在这进退维谷的危急时刻,幸运之神又降临了。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所长古斯塔夫·哈隆教授得知他的情况后,主动找上门来,请他担任汉学研究所的汉文讲师,教德国学生学汉语。这样他便可以得到一些课时费,解决生计问题。这使季羡林大喜过望,十分感谢。从此,季羡林便一面任汉学讲师,一面继续攻读梵文。
从第五学期起,他就进入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指导的“讨论班”,读中国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这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拿手好戏。他是这方面的权威。第六学期开始,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就同季羡林商量博士论文题目。季羡林直率地告诉他,论文题目决不能同中国有任何牵连,这引得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大笑起来。瓦尔德施米特教授问道:“那么,你的兴趣何在?”季羡林回答:“希望研究佛典梵语的语法。”因为早期佛典有许多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所谓“混合梵文”,即在纯粹的古典梵文中,搀杂了许多方言成分。这些方言分布在印度的东部、西部、西北部等等不同地区。通过对这种混合梵文语法现象的研究,便可以探求一部佛典的原产地,这对印度佛教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他同老师商量后,最后确定,论文题目为:《〈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大事》是一部分量非常重的混合梵文佛典。全书用散文和诗歌混合写成,诗歌部分称“伽陀”。在“伽陀”部分中,保留原来的方言成分较多。这就是确定这个论文题的缘由。从此,季羡林在上课和教课之余,利用一切时间,啃那厚厚的三大册《大事》,准备博士论文。
1939年,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西克教授,以垂暮之年,出来代替他上课。西克教授是著名的梵文大师,又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位读通了吐火罗文的大师之一。西克教授第一次上课时,就郑重宣布:他要把毕生的专长学问,传授给季羡林这位异邦的青年。在西克教授代课的三个学期中,他确实把他最擅长的印度古代诗歌集《梨俱吠陀》、印度古典语法《大疏》和吐火罗文,把着手教给了季羡林。这位德高望重的德国教授,毫无私心,视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希望把自己的绝学传授给季羡林,让印度学和吐火罗文在中国生根开花,其崇高的品德令人敬佩。
关于吐火罗文需要作一点简要的解释。因为一般人对这种文字不了解,而季羡林的学术成就中,吐火罗文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一百多年前,世界上还没有人知道吐火罗语言和吐火罗文字这件事。一个偶然的机缘,才使这种已经湮灭了一千多年的中亚古代文字重见天日。1890年,有两个新疆维族人,在库木图拉附近的一座塔中找到了一摞桦树皮,上面有用手抄的经卷。他们把这个卖给了当时在库车停留的英国少尉Bower。这个英国少尉又把这批东西转交给加尔各答亚洲学会。在第二年,学会的语言秘书Hoernle发表了一篇有关这些文字的报告,立即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因为这一摞手抄本是用笈多文字写成,来源于印度西北部,年代是4世纪后半叶。而在印度西北部和尼泊尔保存的手抄本,最古老的也不过到11世纪初叶。这一发现,大大提高了世界学术界研究新疆的兴趣。1892年春天,法国游人DutreuildeRhins在和阗又得到了三本长方形的小册子,送到巴黎。1897年,法国学者Senart在巴黎召开的国际东方学会上展示出来,又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个手抄本是写在桦树皮上的,用的是佉卢字母。年代是公元2世纪。内容是《法句经》。语言是古代印度西北方言,现定名为犍陀罗文。在新疆陆续发现古代文字典籍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期,各国对新疆的探索兴趣更加高昂。于是,俄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争先恐后地派出考察队,到新疆发掘。其中就包括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从王道士手中买走的大批敦煌石室中贮藏的珍贵典籍文物。而中国当时由于外患内乱,无暇顾上这件事,致使大量珍贵文物典籍被外国人从新疆运走,从而形成了所谓“文物典籍出自中国,而研究却在国外”的尴尬局面。一直到1927年,中国才有人参加新疆考察队,进行考古发掘活动。可是为时已晚,价值连城的珍宝已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些残砖片瓦。这些被运走的收获物中,主要包括手抄卷和文物:雕塑、壁画、古代遗物、丝、丝织品、古代货币、纸张等,所有能运走的,都运走了,不能运走的,则临摹、拍照。现在这些东西充斥圣彼得堡、伦敦、牛津、剑桥、加尔各答、巴黎、东京、京都等地的图书馆和博物馆。这是人类文化史上最重大的一次发现。它对研究东西方哲学、宗教、文学、语言、历史、地理、民俗、考古、艺术、音乐、天文、历算等等方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新疆出土的古代文字残卷,都是用各种书写工具写在棕榈叶、桦树皮、木板、竹子、皮革、丝绸、纸等上面的。书写的字母多种多样,有婆罗米字母、笈多字母、佉卢字母、窣利字母等。用这种字母拼写成的语言,也是多种多样。有梵语、印度古代俗语、于阗语、窣利语、回鹘语,还有吐火罗语A(焉耆语)、吐火罗语B(龟兹语)等等。用这些文字写成的典籍,内容包括:佛经、文学作品、政府文书、旅行执照等。至于汉文典籍,则占敦煌石室藏书的绝大部分。它对中国文化史、文学史、哲学史、小说史、经学史、经济史、宗教史、政治史、绘画史、音乐史、雕塑史、建筑史等方面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现在单说西克教授要传授给季羡林的吐火罗语。这种语言是用印度波罗米字母中亚斜体来拼写的。它属于印度欧罗巴语系。这种语言又分两个方言:当年流行在焉耆地区的称之为吐火罗文A;流行在龟兹地区的称为吐火罗文B。发现吐火罗文残卷时,当时世界上没有人能读懂这种语言。正是西克教授和西克灵教授,再加上柏林大学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教授舒尔策,三位德国学者通力合作,费了二十年工夫,才把这种被认为是“天书”的文字读通。直到1930年,一册皇皇巨著《吐火罗文文法》才正式出版。实际上,《吐火罗文文法》主要是讲吐火罗文A的文法。当时对吐火罗文B还没有通读。直到1952年,世界上第一部《西吐火罗文文法》(即吐火罗文B)才由另一位德国学者W·Krause写成出版。
吐火罗文的发现和读通,在世界语言学界,特别是在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界,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吐火罗文的发现,使印欧语系这个大家庭增添了一个新成员,而且还不是一般成员。它给这个大家庭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它还牵涉到民族迁移的问题,比如最近在新疆发现的古代印欧人的尸体,就是一例。它当然引起了有关学者的极大关注。
西克教授提出要给季羡林讲吐火罗文,季羡林当时心里是十分矛盾的。他在《留德十年》中写道:
说句老实话,我到哥廷根以前,没有听过什么吐火罗文。到了哥廷根以后,读通了吐火罗文的大师西克教授就在眼前,我还没有想到学吐火罗文。原因其实很简单。我要学三个系,已经选了那么多课程,学了那么多种语言,已经是超负荷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有时候我觉得过了头),我学习外语的才能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决非语言天才。我不敢在超负荷上再超负荷。而且我还想到,我是中国人,到了外国,我就代表中国。我学习砸了锅,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