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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4章

季羡林文集-第1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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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幸运之神(如果有的话)对我是垂青的。正在走投无路之际,母校清华大学同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互派留学生的合同,我喜极欲狂,立即写信报了名,结果被录取。这比考上大学金榜题名的心情,又自不同,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积年愁云,一扫而空,一生幸福,一锤定音。仿佛金饭碗已经捏在手中。自己身上一镀金,则左右逢源,所向无前。我现在看一切东西,都发出玫瑰色的光泽了。
  然而,人是不能脱离现实的。我当时的现实是:亲老、家贫、子幼,我又走到了我一生最大的一个歧路口上。何去何从?难以决定。这个歧路口,对我来说,意义真正是无比地大。不向前走,则命定一辈子当中学教员,饭碗还不一定经常能拿在手中;向前走,则会是另一番境界。“马前桃花马后雪,教人怎敢再回头?”
  经过了痛苦的思想矛盾,经过了细致的家庭协商,决定了向前迈步。好在原定期限只有两年,咬一咬牙就过来了。
  我于是在1935年夏天离家,到北平和天津办理好出国手续,乘西伯利亚火车,经苏联,到了柏林。我自己的心情是:万里投荒第二人。
  在这一段从大学到教书一直到出国的时期中,我的心镜中照见的是:蒋介石猖狂反共,日本军野蛮入侵,时局动荡不安,学生两极分化,这样一幅十分复杂矛盾的图像。 
 
  


留德十年
  马前的桃花,远看异常鲜艳,近看则不见得。
  我在柏林待了几个月,中国留学生人数颇多,认真读书者当然有之,终日鬼混者也不乏其人。国民党的大官,自蒋介石起,很多都有子女在德国“流学”。这些高级“衙内”看不起我,我更藐视这一群行尸走肉的家伙,羞与他们为伍。“此地信莫非吾土”,到了深秋,我就离开柏林,到了小城又是科学名城的哥廷根。从此以后,在这里一住就是七年,没有离开过。
  德国给我一月一百二十马克,房租约占百分之四十多,吃饭也差不多。手中几乎没有余钱。同官费学生一个月八百马克相比,真如小巫见大巫。我在德国住了那么久的时间,从来没有寒暑假休息,从来没有旅游,一则因为“阮囊羞涩”,二则珍惜寸阴,想多念一点书。
  我不远万里而来,是想学习的。但是,学习什么呢?最初并没有一个十分清楚的打算。第一学期,我选了希腊文,样子是想念欧洲古典语言文学。但是,在这方面,我无法同德国学生竞争,他们在中学里已经学了八年拉丁文、六年希腊文。我心里彷徨起来。
  到了1936年春季始业的那一学期,我在课程表上看到了瓦尔德施米特开的梵文初学课,我狂喜不止。在清华时,受了陈寅恪先生讲课的影响,就有志于梵学。但在当时,中国没有人开梵文课,现在竟于无意中得之,焉能不狂喜呢?于是我立即选了梵文课。在德国,要想考取哲学博士学位,必须修三个系,一主二副。我的主系是梵文、巴利文,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我从此走上了正规学习的道路。
  1937年,我的奖学金期满。正在此时,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虎视眈眈,意在吞并全中国和亚洲。我是望乡兴叹,有家难归。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汉文系主任夏伦邀我担任汉语讲师,我实在像久旱逢甘霖,当然立即同意,走马上任。这个讲师工作不多,我照样当我的学生,我的读书基地仍然在梵文研究所,偶尔到汉学研究所来一下。这情况一直继续到1945年秋天我离开德国。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幕。我原以为像这样杀人盈野、积血成河的人类极端残酷的大搏斗,理应震撼三界,摇动五洲,使禽兽颤抖,使人类失色。然而,我有幸身临其境,只不过听到几次法西斯头子狂嚎——这在当时的德国是司空见惯的事——好像是春梦初觉,无声无息地就走进了战争。战争初期阶段,德军的胜利使德国人如疯如狂,对我则是一个打击。他们每胜利一次,我就在夜里服安眠药一次。积之既久,失眠成病,成了折磨我几十年的终生痼疾。
  最初生活并没有怎样受到影响。慢慢地肉和黄油限量供应了,慢慢地面包限量供应了,慢慢地其他生活用品也限量供应了。在不知不觉中,生活的螺丝越拧越紧。等到人们明确地感觉到时,这螺丝已经拧得很紧很紧了,但是除了极个别的反法西斯的人以外,我没有听到老百姓说过一句怨言。德国法西斯头子统治有术,而德国人民也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民族,对我来说,简直像个谜。
  后来战火蔓延,德国四面被封锁,供应日趋紧张。我天天挨饿,夜夜做梦,梦到中国的花生米。我幼无大志,连吃东西也不例外。有雄心壮志的人,梦到的一定是燕涎、鱼翅,哪能像我这样没出息的人只梦到花生米呢?饿得厉害的时候,我简直觉得自己是处在饿鬼地狱中,恨不能把地球都整个吞下去。
  我仍然继续念书和教书。除了挨饿外,天上的轰炸最初还非常稀少。我终于写完了博士论文。此时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被征从军,他的前任已退休的老教授Prof。E。Sieg(西克)替他上课。他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读通了吐火罗文,名扬全球。按岁数来讲,他等于我的祖父。他对我也完全是一个祖父的感情。他一定要把自己全部拿手的好戏都传给我:印度古代语法、吠陀,而且不容我提不同意见,一定要教我吐火罗文。我乘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休假之机,通过了口试,布朗恩口试俄文的斯拉夫文,罗德尔口试英文。考试及格后,仍在西克教授指导下学习。我们天天见面,冬天黄昏,在积雪的长街上,我搀扶着年逾八旬的异国的老师,送他回家。我忘记了战火,忘记了饥饿,我心中只有身边这个老人。
  我当然怀念我的祖国,怀念我的家庭。此时邮政早已断绝。杜甫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我却是“烽火连三年,家书抵亿金”。事实上根本收不到任何信。这大大地加强我的失眠症,晚上吞服的药量,与日俱增,能安慰我的只有我的研究工作。此时英美的轰炸已成家常便饭,我就是在饥饿与轰炸中写成了几篇论文。大学成了女生的天下,男生都抓去当了兵。过了没有多久,男生有的回来了,但不是缺一只手,就是缺一条腿。双拐击地的声音在教室大楼中往复回荡,形成了独特的合奏。
  到了此时,前线屡战屡败,法西斯头子的牛皮虽然照样厚颜无耻地吹,然而已经空洞无力,有时候牛头不对马嘴。从我们外国人眼里来看,败局已定,任何人也回天无力了。
  德国人民怎么样呢?经过我十年的观察与感受,我觉得,德国人不愧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民之一。文化昌明,科学技术处于世界前列,大文学家、大哲学家、大音乐家、大科学家,近代哪一个民族也比不上。而且为人正直、淳朴,各个都是老实巴交的样子。在政治上,他们却是比较单纯的,真心拥护希特勒者占绝大多数。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希特勒极端诬蔑中国人,视为文明的破坏者。按理说,我在德国应当遇到很多麻烦。然而,实际上,我却一点麻烦也没有遇到。听说,在美国,中国人很难打入美国人社会。可我在德国,自始至终就在德国人社会之中,我就住在德国人家中,我的德国老师,我的德国同学,我的德国同事,我的德国朋友,从来待我如自己人,没有丝毫歧视。这一点让我终生难忘。

  这样一个民族现在怎样看待垂败的战局呢?他们很少跟我谈论战争问题,对生活的极端艰苦,轰炸的极端野蛮,他们好像都无动于衷,他们有点茫然、漠然。一直到1945年春,美国军队攻入哥廷根,法西斯彻底完蛋了,德国人仍然无动于衷,大有逆来顺受的意味,又仿佛当头挨了一棒,在茫然、漠然之外,又有点昏昏然、懵懵然。
  惊心动魄的世界大战,持续了六年,现在终于闭幕了。我在惊魂甫定之余,顿时想到了祖国,想到了家庭,我离开祖国已经十年了,我在内心深处感到了祖国对我这个海外游子的召唤。几经交涉,美国占领军当局答应用吉普车送我们到瑞士去。我辞别德国师友时,心里十分痛苦,特别是西克教授,我看到这位耄耋老人面色凄楚,双手发颤,我们都知道,这是最后一面了。我连头也不敢回,眼里流满了热泪。我的女房东对我放声大哭。她儿子在外地,丈夫已死,我这一走,房子里空空洞洞,只剩下她一个人。几年来她实际上是同我相依为命,而今以后,日子可怎样过呀!离开她时,我也是头也没有敢回,含泪登上美国吉普。我在心里套一首旧诗想成了一首诗:
  留学德国已十霜,
  归心日夜忆旧邦,
  无端越境入瑞士,
  客树回望成故乡。
  这十年在我的心镜上照出的是法西斯统治,极端残酷的世界大战,游子怀乡的残影。 
 
  


游子还乡
  1945年10月,我们到了瑞士。在这里待了几个月。1946年春天,离开瑞士,经法国马赛,乘为法国运兵的英国巨轮,到了越南西贡。在这里呆到夏天,又乘船经香港回到上海,别离祖国将近十一年,现在终于回来了。
  此时,我已经通过陈寅恪先生的介绍,胡适之先生、傅斯年先生和汤用彤先生的同意,到北大来工作。我写信给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的哥廷根旧友夏伦教授,谢绝了剑桥之聘,决定不再回欧洲。同家里也取得了联系,寄了一些钱回家。我感激叔父和婶母,以及我的妻子彭德华,他们经过千辛万苦,努力苦撑了十一年,我们这个家才得以完整安康地留了下来。
  当时正值第二次革命战争激烈进行,交通中断,我无法立即回济南老家探亲。我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个夏天。在南京曾叩见过陈寅恪先生,到中央研究院拜见过傅斯年先生。1946年深秋,从上海乘船到秦皇岛,转乘火车,来到了暌别十一年的北平。深秋寂冷,落叶满街,我心潮起伏,酸甜苦辣,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阴法鲁先生到车站去接我们,把我暂时安置在北大红楼。第二天,会见了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汤先生告诉我,按北大以及其他大学规定,得学位回国的学人,最高只能给予副教授职称,在南京时傅斯年先生也告诉过我同样的话。能到北大来,我已经心满意足,焉敢妄求?但是过了没有多久,大概只有个把礼拜,汤先生告诉我,我已被定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时年三十五岁。当副教授时间之短,我恐怕是创了新纪录。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望。我暗下决心:努力工作,积极述作,庶不负我的老师和师辈培养我的苦心!
  此时的时局却是异常恶劣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剥掉自己的一切画皮,贪污成性,贿赂公行,大搞“五子登科”,接受大员满天飞,“法币”天天贬值,搞了一套银元券、金元券之类的花样,毫无用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学教授也不例外。手中领到的工资,一个小时以后,就能贬值。大家纷纷换银元,换美元,用时再换成法币。每当手中攥上几个大头时,心里便暖乎乎的,仿佛得到了安全感。
  在学生中,新旧势力的斗争异常激烈。国民党垂死挣扎,进步学生猛烈进攻。当时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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