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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9章

季羡林文集-第139章

小说: 季羡林文集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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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反对陆平,是指一九六四年在社教运动中,北大一部分教职员工和学生,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认为当时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同志有严重问题,执行了一条资本主义复辟的路线,是修正主义的路线。于是群起揭发,一时闹得满园风雨,乌烟瘴气。我的水平奇低,也中了极左思想的毒,全心全意地参加到运动中来。越揭发越觉得可怕,认为北大已经完全烂掉了。我是以十分虔诚的心情来干这些蠢事的,幻想这样来保卫所谓的革命路线。我是幼稚的,但是诚实的,确实没有存在着什么个人考虑,个人打算。专就个人来讲,我同陆平相处关系颇为融洽,他对我有恩而无怨。但是,我一时胡涂蒙了心,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前途,我必须置个人恩怨于度外,起来反对他。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的思想。后来中央出面召开了国际饭店会议,为陆平平反,号召全校大团结,对反对过陆平的人,连一根毫毛也没有碰。我经过反思,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到了一九六五年的深秋,我就到了京郊南口村,参加农村的社教运动。

  到了“文化大革命”,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谈过的那样,我经过了首次冲击,比较顺利地度过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个阶段。后来军宣队进了校,东语系干部队伍重新组合。我曾经是反过陆平的人,按理说也应该归入“革命干部”队伍内;但是,据说我向陆平投降了,阶级立场不稳,必须排除在外。那几个在国际饭店坚持立场,坚决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的人,此时成了真正的英雄。有的当了东语系革命委员会的头头,有的甚至晋升到校革命委员会中,当了领导。我对此并无意见。但是,我仍然关心自己的地位。一位同我比较要好的革命小将偷偷告诉我。他看到军宣队的内部文件,我是被排在“临界线”上的人。什么叫“临界线”呢?意思就是,我被排在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中间那一条界线的人民这一边。再往前走一步,就堕入敌我矛盾了。我心里又惊又喜。惊的是自己的处境真是危险呀。喜的是,我现在就像是站在泰山上阴阳界那一条白线这一边,向前走上一寸,就堕入万丈悬崖下的黑龙潭中去了。
  此时,全国革命大串联已经开始。反正坐火车不花钱。于是全国各地的各类人物,都打着“革命”的旗子,到处旅游。所有的车站上都是人山人海。只要有劲,再耍上一点野蛮,就能从车窗子里爬过人墙,爬进车厢,走到愿意到的地方去。上面有人号召说,这就是革命,这就是点燃火炬。结果全国一团混乱,到处天翻地覆。有人说,这叫做“乱了敌人”。一派胡言乱语,骇人听闻。是自己乱起来了。如果真有敌人的话,他们只会弹冠相庆。我觉悟低,对于这一套都深信不疑。
  北京大学本来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到了此时,更成了革命圣地。每天通过大串联到燕园来朝圣的,比“文化大革命”初起时,更多了不知多少倍。来的这一批人据说是什么人的客人。不但来看,而且还要来住,来吃。北大人怎敢怠慢!各系都竭诚招待,分工负责一座住满了“客人”的楼。我自己既然被恩准呆在临界线的这一边,为了感恩图报,表示自己的忠诚,更加振奋精神,昼夜值班。“客人”没有棉被,我同系里的其他人,从家里抱去棉被。每天推着水车,为“客人”打开水。我看到“客人”缺少脸盆,便自己掏腰包,一买就是二十个。看着崭新的脸盆,自己心里乐得开了花。
  但是,正如俗话所说的,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我快活得太早了,太过分了。革命小将,当然也有一些中将,好像并不领情。新被子,只要他们盖上几夜,总被弄得面目全非,棉花绽了出来,被面被撕破。回头再看脸盆,更让人气短。用了才不过几天,盆上已经是疮痍满目,惨不忍睹。最初我真是出自内心地毕恭毕敬地招待这些“客人”,然而“客人”竟是这样,我的头上仿佛狠狠地给人打了一巴掌,心里酸甜苦辣,简直说不出是什么味道了。
  过了一段时间,大概到北京来的人实在太多了,有的地方甚至停产旅游,再不抓,就会出现极大的危机了。上头不知道是哪一个机构做出决定,劝说盲流到北京来的人回自己的原地区,原单位去,在那里“抓革命,促生产”。北大的军宣队也接受了这一项任务。东语系当然也分工负一部分责,到校外外地人住得最多的地方去说服。我们在军宣队的带领下,先到离学校最近的西颐宾馆去劝说。那些尝到甜头的外地人哪里会自动离开呢?于是劝说,辩论,有时候甚至有极其激烈的辩论。弄得我口干舌燥,还要忍气吞声。终于取得了一些成果,外地人渐渐离开这里,打道回府了。
  从西颐宾馆转移到稍稍远一点的国家气象局。在这里仍然劝说,辩论,展开激烈的辩论,一切同在西颐宾馆差不多。但是,我在这里却大开了眼界。首先是这里的大字报真有水平。大字报我已经看了成千累万,看来看去,觉得都非常一般化,我的神经已经麻木,再也感不到什么新鲜味了。这里的大字报,大标语却真是准确、鲜明、生动。那些一般化的大字报当然也有。可也有异军突起、石破天惊的,比如“切碎某某某”、“油炸某某某”等等。“油炸”这个词儿多么生动有力!令人看了永世难忘。难道这也是同我在本书开头时讲的那样从阴曹地府里学来的吗?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亲眼目睹了一次批斗走资派的会。一辆小轿车慢慢地开了过来。车门开处,一个西装(或者是高级毛料制服)笔挺的走资派—大概是局长之类—从车上走了下来,小心翼翼地从车的后座上取出来一顶纸帽子,五颜六色,奇形怪状,戴到了自己头上。上面挂满了累累垂垂的小玩意儿,其中特别惹人注目的是一个小王八,随着主人的步伐,在空中摇摆着。他走进了会场,立即涌起了一阵口号声,山呼海啸,震天动地。接着是发言批判。所有的仪式都进行完毕了以后,走资派走出会场,走到车前,把头上的桂冠摘下来—我注意到小王八还在摆动—,小心翼翼地放到后座上,大概是以备再用。他脸上始终是笑眯眯的。这真让我大惑不解。这笑意是从哪里来的呢?在“切碎”、“油炸”了一通之后,居然还能笑得出来!这点笑容真比蒙娜丽莎脸上著名的笑容,还更令人难解。我的见识又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气象局的任务完成了,我们又挥师远征,到离开北大相当远的一个机关,去干同样的工作。此时已是一九六六年的冬天,天气冷起来了。我每天从学校骑车到现场去,长途跋涉,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遇上雪天,天寒地滑,要走两个小时。中午就在那里吃饭。那里根本没有我们呆的房间。在院子里搭了一个天棚,吃饭就在这里。这个天棚连风都遮不住,遑论寒气!饭菜本来就不够热,一盛到冰冷的碗里,如果不用最快的速度狼吞虎咽地把饭菜扒拉到肚子里,饭碗周围就会结成冰碴。想当年苏武在北海牧羊,吃的恐怕就是这样带冰碴的饭。这样的生活苦不苦呢?说不苦,是违心之谈。但是,我的精神还是很振奋的,很愉快的。在第一次革命浪潮中,我没有被划为走资派,而今依然浪迹革命之内,滥竽人民之中,这真是天大的幸福,我应该感到满足了。

  这样过了一些日子,外地来京串联的高潮渐渐过去,外地来京的“革命群众”渐渐都离开了北京。我们劝说的任务可以说是胜利完成,于是班师回校。
  回到学校以后,仍然有让我忆念难忘,也颇值得高兴的事情。首先是海淀区人民代表的选举。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三级制,最下一级是区、县的人民代表大会,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代表而组成的。再由区、县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省、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最后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代表,组成最高一级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区、县代表名义上虽低,但是真正由选民选出的,最能体现真正的民主,竞争也最激烈。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担任过几届全国政协委员,一届北京市人大代表。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也参加过几次。当时我可真是万万没有想到,能投上一票也并不容易!这一次选举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风暴过后举行的。很多以前有选举权的“人民”,现在成了走资派,相应被挤出“人民”的范围,丢掉了选票。我幸而还留在人民内部,从而保住了选举权。当我在红榜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时,那三个字简直是熠熠生光,仿佛凸了出来一样。当年在帝王时代“金榜题名时”的快乐,恐怕也不会超过我现在的快乐,我现在才体会到,原来认为唾手可得的东西,也是来之不易啊!投票的那一天,我换上了新衣服,站在“人民”中,手里的红红的选票像千斤一般重。我真是欢喜欲狂了。我知道,自己还没有变成像印度的不可接触者那样。还没有人害怕我踩了他的影子。幸福的滋味溢满我的心中,供我仔细品尝,有好多天之久。
  还有一件事情也带给我了极大的快乐,给我留下的回忆永世难忘。在一个麦收季节。东语系的“革命”师生奉派在军宣队率领下到南苑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去协助麦收。记得那一年雨比较多。在那里住了十多天,几乎天天下雨。雨下不长,几乎是转眼就过。可也制造了不少麻烦。我们白天从麦田里把捆好的麦子背回村里,摊在麦场上,等候晒干,再把麦粒打出来。一阵雨一来,我们就着了慌,用油布把麦子盖上。雨一过,太阳一出,再把油布掀掉。有时候一天忙活好几阵子。特别是夜里下雨,我们立即起身,跑到场里盖油布,忙得浑身大汗,再被雨水一浇,全身成了落汤鸡,然而农民却没有一个出来的。那时他们正在通向天堂的人民公社里吃大锅饭,谁也不肯卖力。像我这样准备随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老九”,实在有点想不通。这样一些人拿什么来教育我们呢?再想到那些风行一时的把农民的觉悟程度拔到惊人高度的长篇小说,便觉得作者看风使舵,别有用心。从那时起,再也不读这样的小说了。
  我混迹“人民”之中,积极性特别高。白天到麦田里去背捆好了的麦子,我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我背的捆数决不低于年轻的小伙子。因此回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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