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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7章

季羡林文集-第10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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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教授一直把他送下楼,送到汽车旁边,显出难分难舍的神情。季羡林此时也依依不舍、心乱如麻。他写道:
  此时我心潮翻滚,我明确地意识到,这是我们最后一面了。但是,为了安慰他,或者欺骗他,也为了安慰我自己,或者欺骗我自己,我脱口说了一句话:“过一两年,我再回来看你!”声音从自己的嘴里传到自己的耳朵,显得空荡、虚伪,然而却又真诚。这真诚感动了老教授,他脸上现出了笑容:“你可是答应了我了,过一两年再回来!”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噙着眼泪,钻进了汽车。汽车开走时,回头看到老教授还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活像是一座塑像。

  ——《重返哥廷根》 
  


“穷年忧黎元”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有一个传统,就是“忧国忧民”。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再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路“忧”下去,到了20世纪的鲁迅,发出了“寄意寒心荃不祭,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最强音。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当然是一种高尚的情操,一种优良的传统,并且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甚至成为我们民族性的一部分。但是,历史上没有几个统治者是喜欢这种传统的。他们喜欢的是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因此,知识分子这种不识时务的忧思、诤谏,往往会碰得鼻青脸肿,弄不好,甚至还要掉脑袋的。尽管如此,中国知识分子这种特有的“情结”,这种怪脾气,却从来不改,反而一代一代地延续发展着。
  季羡林当然也有忧患意识,而且比常人更强烈,更深沉,更执著,用“忧患与生同在”来形容,也不为过。他为农民的疾苦而忧,为青年学生的前途而忧,为知识分子的命运而忧,为国家民族的前程而忧,为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存而忧,为地球生态平衡遭破坏而忧,甚至为小猫小狗、小花小草而忧。真是“进亦忧,退亦忧”,“百忧如草雨中生”。
  季羡林是农民的儿子,虽然只在农村生活过短短的六年,但是他和农民天然的血缘关系,使他即使生活在城市里,也倍加关注农民的疾苦。他与农民的这种感情,同从小生长在城市里的知识分子是大不一样的。
  就拿下雨这个自然界的现象来说,城里人与乡下人对待它的态度往往截然相反。春天,风和日丽,万紫千红,突然阴霾满天,雨雪纷纷,在城里便会造成出行不便,交通拥堵,车祸猛增,医院里急诊室人满为患,此时,城里人便会诅咒这鬼天气,怨声载道。可是在农村,农民却称之为“春雨贵如油”,欣喜万分。夏天,烈日当空,骄阳似火,人人汗流浃背,暑热难耐,突然,一阵暴雨袭来,热气一扫而光,凉风习习,此时,城里人便会说:好一场豪雨,下得正是时候。但是,在同一时间,农民却在为场院里晾晒的麦子被雨水浇了而心如刀绞,抱怨老天爷不长眼,下雨也不挑个好时候。
  季羡林这种时候人在城里住,心往乡下想。1995年,北京缺雨,华北也普遍少雨,土地龟裂,秧苗枯黄。此时的季羡林忧心如焚,终日坐卧不宁。在多日没有下过滴雨之后,有一天早晨,他刚刚在装修过的阳台上坐定,忽然阳台顶上盖着的铁板发出了“叮咚叮咚”清脆的响声,似乎是雨滴声,季羡林的精神顿时为之一震,从书桌上抖擞站起来,“漫卷诗书喜欲狂”,推开了手边的稿纸,静坐谛听起来。先是“大珠小珠落玉盘”,接着混成一片,大雨倾盆而下。此时,季羡林心旷神怡,心花怒放,联翩浮想,拿起笔来,写下了著名的散文《喜雨》。
  可是,对季羡林来说,喜雨和爱花常常会产生一点小小的矛盾。季羡林爱花,在北大是遐迩闻名的。他特别爱玉兰花,不但在自己窗下亲手种了一棵玉兰树,而且,每当玉兰花开的时候,只要抽得出时间,他都要长途跋涉,到西山大觉寺去欣赏那棵名震京华的老玉兰花树。玉兰四月开花,恰是北方农村盼望下雨的季节。玉兰花又最怕雨打。雪白如玉的满树玉兰花,一场雨后,就只剩下“春风寂寞摇空枝”了,令人惨不忍睹。季羡林爱花,又盼雨,二者是鱼与熊掌的关系,不可得而兼之也。季羡林究竟该割舍哪一个呢?在经过一场艰苦的“思想斗争”之后,他毅然下了决心:“我宁肯要雨。”
  季羡林在北京住了几十年,心里却时时惦念着故乡。1980年以后,他曾四次返乡。每次回去之前,心中都惴惴不安。他说:“我希望见到农村,但又怕见到的是赤地千里,一片荒芜的农村。”前两次回乡,虽然改革大潮已经在农村兴起,各地农村都出现了新气象,然而他的家乡一带却依然没有什么变化。稀稀拉拉的庄稼,残破的房屋,农民还在用原始工具劳作,一点现代化的痕迹都没有,映入眼帘的,依旧是一片灰黄。此情此景,使季羡林心里郁悒了好久。后两次回乡,特别是2002年回乡扫墓,家乡的面貌有了巨大的变化:地里庄稼一片油绿,生意盎然,村中红砖小房,鳞次栉比;公路上,行人、自行车、汽车、拖拉机,来来往往,一派繁忙兴旺的景象。季羡林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他立即写了《故乡行》一文。文中写道:”近十几年来,我总共回家四次,目睹家乡旧貌换新颜,一次比一次显著。看到这样的变化,我这个境外游子能不由衷地感到欣慰吗?”
  这就是季羡林对农民的切切深情,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的农村情结。
  再说说季羡林对青年学生的爱护与担忧。
  季羡林一生惟一的职业就是教师。除了当过一年中学国文教员(当然也是教师),其他时间,就是在北京大学教书,至今已经有五十七年了。他的弟子、再传弟子,以及第三代、第四代再传弟子,究竟有多少,实在是一个很难统计的数字。说他是现在北大学生的“祖师爷”,名副其实;说他桃李满天下,是毫不夸张的比喻。每逢他的生日,前来给他祝寿的弟子,把偌大的礼堂挤得水泄不通,连走道上都站满了人。学生们对他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季羡林终生与学生相处,他对青年学生知之甚深,爱之甚切;既有“师”的严厉,又有“父”的慈爱。到了晚年,更有一种祖父对孙辈的宽容与期待。
  1986年冬天,北京高校中出现了异常情况。一股学潮,从南到北,滚滚而来。青年学生们激动起来了。他们贴大字报,设广播站,上街游行,呼喊口号,同政府发生了冲突。北大学生更是一马当先,群情激昂,罢课,去天安示威。形势十分严峻,局势有些不稳。学潮引起国内外的关注。
  季羡林见此情况,忧心如焚,焦急万分。他担心学生年轻幼稚,容易感情冲动,一旦事态扩大,后果将不堪设想。可是他既无法劝阻学生,又无力向上陈述自己的意见。只能一个人在家里忧心忡忡。
  恰巧此时,他的老同学,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让人传来信息,想找季羡林谈一谈学潮问题。大概胡乔木此时也有些着急,想了解一下学潮的真实情况。但是胡乔木不敢到北大来,怕学生对他有什么行动,甚至可能包围他的汽车,所以他问季羡林愿意不愿意到他家里去谈一谈。
  前面说过,季羡林一向对“官”敬而远之。尽管胡乔木是他的老同学、老朋友,而且与其他的官不同,从未在季羡林面前摆过官架子,还多次亲自到北大来拜访过季羡林,有时,什么人送给他上好的大米,他也要送给季羡林一份。他到北戴河去休养,带回来许多个儿极大的海螃蟹,也忘不了送季羡林一筐。按照中国老规矩:来而不往,非礼也。投桃报李,季羡林本来应该回报点什么东西,可季羡林什么东西也没有给过胡乔木,而且一次也没有去胡乔木家回访过。季羡林在《怀念乔木》一文中写道:“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我自己并不清楚。难道是中国旧知识分子,优秀的知识分子那种传统心理在作怪吗?”不管怎么样,这一次胡乔木邀请季羡林去他家谈学潮问题,季羡林不但立即答应了,而且有点迫不及待。即使胡乔木没有发出邀请,季羡林本来就打算去找胡乔木谈一谈。因为学潮关系到青年学生的前途命运,在季羡林看来,没有比这件事更重要的了。他哪里还顾得上什么“传统心理”作怪不作怪。
  胡乔木派自己的车来到北大,接季羡林到中南海他的住处去。外面刚刚下过雪,天寒地冻。季羡林坐在车里,车子在燕园里慢慢行驶,透过车窗,他看见青年学生一张张冻得通红的脸,显得又稚气又可爱。他心里想,这次去见胡乔木,一定要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决不能让这些可爱的青年学生受到伤害。
  车子进入中南海,来到胡乔木的处住。胡乔木住的房子,又高又大,里面温暖如春。他全家人都出来欢迎季羡林。他把家人打发到另外的屋子里去,只留下他和季羡林两人,促膝而坐。胡乔木像往常一样,用不紧不慢的语调,开宗明义,先声明说:“今天我们是老友会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是六十年来的老朋友。”季羡林当然完全理解他的意思,于是便把自己对青年学生的看法,竹筒倒豆子,和盘托出,毫不隐讳。他们谈了一个上午,只是季羡林一个人说话,胡乔木在一旁静静地听。季羡林说的要旨其实非常简单明了:“青年学生是爱国的。在上者和年长者惟一正确的态度是理解和爱护,诱导与教育。个别人过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最后,胡乔木说话了。他说:他完全同意季羡林的看法,并且说要把季羡林的意见带到政治局去。
  季羡林听了胡乔木的话,心里非常高兴。胡乔木留他吃午饭。令他吃惊的是,他们吃得竟是如此菲薄,与一般人想象的什么山珍海味、燕窝、鱼翅,毫不沾边。由此,季羡林对胡乔木又增添了一层好感。季羡林怀着愉快的心情回到北大。他想,这一趟中南海总算没有白去,兴许他的意见能起到一点作用,学生不致因为学潮而受到伤害。
  可惜,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季羡林为学生申辩的一席话,“在上者”并未听进去。学潮越闹越大,最终导致了一场大的风波。
  但是,季羡林已经尽了自己的全力。他对青年的爱心永远令人感动和崇敬。
  季羡林忧国忧民的事迹还可以举出很多,其中最广为人知,又影响巨大的,莫过于他写了《牛棚杂忆》一书。
  1998年4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季羡林的“文革”回忆录《牛棚杂忆》。《牛棚杂忆》薄薄的一本,还不到二十万字,与季羡林等身的著作相比,只能算“小菜一碟”。可是,该书出版以后,洛阳纸贵,引起巨大社会反响。一时间,京城内外,全国上下,出现了“人人说‘牛棚’”的奇特社会现象。《牛棚杂忆》成了畅销书,经常在图书发行榜上名列前茅。第一次印刷虽高达八万册,却到处喊买不到,不少人只好冒昧向作者求援。后来,根据国内外流行的情况,权威部门估计,盗版数大约在八九十万册之上。《牛棚杂忆》受到读者如此欢迎,连季羡林本人也没有想到。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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