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第10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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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种兴奋激动的心情支配下，他又拿起笔来，再写了一篇歌颂燕园读书声的散文，取名《春归燕园》。写完《春归燕园》，季羡林的思想终于走出了“文革”阴影，摆脱了一切束缚，完成了思想转变的过程，恢复了往日的生活信念和欢乐。
后来，他把写《春满燕园》和《春归燕园》两篇散文时的心情作了对比，“我自己感觉得，写《春归燕园》时的激情要大大地超过写《春满燕园》时。其中道理是非常简单明了的。写《春满燕园》时，虽然已经尝了一点点苦头，但是总起来说，快乐大大超过苦恼。到了写《春归燕园》时，我可以说是饱经忧患，九死余生，突然又看到了光明，看到了阳关大道，其激情之昂扬，不是很自然的吗？”
人格的魅力
20世纪80年代初，季羡林已经年逾古稀，满头银发，额头上增添了许多皱纹，看上去俨然一老翁的样子。正如臧克家在1980年写的一首诗《赠季羡林同志》中所描写的：“朴素衣裳常在眼，遍寻黑发一根无。”但是，季羡林自已却“一点老的感觉都没有”。他终日笑容满面，精神矍铄，像年轻人一样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穿梭，骑车的速度之快让家里人常常替他担心。
此时，季羡林身兼数十个职务，终日公务缠身，忙得不可开交。虽说这些职务有“实”的，也有“虚”的，但是光北大副校长、南亚研究所所长这两个“实打实”的职务集于他一人之身，就已经是超工作量了。人大常委也不是个闲差。这个“全国最高权力机构”，实际工作主要是立法、任命国家高级领导人。每两月开会一次，每次十天至两周。其他各种学会会长、副会长、理事，虽说是个“挂名”，但开会总是免不了的，这当然也会占去不少时间。季羡林打心眼里并不想做官，更不愿意做个“开会专业户”。他是个学者，他的主要兴趣是研究学术，过去三十年已经浪费掉许多宝贵的时间，现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了，正是他搞学术研究的大好时机，不能再错过的了。但是碍于形势，有的职务很难推辞，便答应下来了。没想到一开了先例，各种职务便接踵而来，最后，用他自己的话说：“也只好‘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由它去吧。”
季羡林既不能不“做官”，又不想失掉做学问，那就只好挤时间了。像鲁迅说的“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写作上”，他仍然凌晨4点起床，伏案写作，8点以后去上班。再利用晚上时间加班加点地读书、写作，连节假日也全部搭进去了，甚至把时间的“边角废料”都利用起来。几年下来，他的“政务”没有耽误，学术研究也获得了大丰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而且创作了数十篇精美的散文。
季羡林是怎样做到、的呢？他在《季羡林自传》中写道：
时间就是生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而且时间是一个常数，对谁都一样，谁每天也不会多出一秒半秒。对我们研究学问的人来说，时间尤其珍贵，更要争分夺秒。但是各人的处境不同，对某一些人来说就有一个怎样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的问题。这个怪名词是我杜撰出来的。时间摸不着看不见，但确实是一个整体，哪里会有什么“边角废料”呢？这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平常我们做工作，如果一整天没有人和事来干扰，你可以从容濡笔，悠然怡然，再佐以龙井一杯，云烟三支，神情宛如神仙，整个时间都是你的，那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边角废料”问题。但是有多少人有这种神仙福气呢？鲁钝如不佞者几十年来就做不到。建国以来，我搞了不知多少社会活动，参加了不知多少会，每天不知有多少人来找我，心烦意乱，啼笑皆非。回想十年浩劫期间，我成了“不可接触者”，除了蹲牛棚外，在家里也是门可罗雀。《罗摩衍那》译文八巨册就是那时候的产物。难道为了读书写文章就非变成“不可接触者”或者右派不行吗？浩劫一过，我又是门庭若市，而且参加各种各样的会，终日马不停蹄，我从前读过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谜》和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觉得异常可笑，岂意自己现在就成了那一类人物，岂不大可哀哉！但是，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是能够想出办法来的。现在我既然没有完整的时间，就挖空心思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在会前、会后，甚至在会中，构思或动笔写文章。有不少会，讲话空话废话居多，传递的信息量却不大，态度欠端，话风不正，哼哼哈哈，不知所云，又佐之以“这个”、“那个”，间之以“唵”、“啊”，白白浪费精力，效果却是很少。在这时候，我往往只用一个耳朵或半个耳朵去听，就能兜住发言的信息量，而把剩下的一个耳朵或一个半耳朵全部关闭，把精力集中在脑海里，构思，写文章。当然，在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甚至自行车上，特别是在步行的时候，我脑海里更是思考不停。这就是我所说的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此时文思如万斛泉涌，在鼓掌声中，一篇短文即可写成，还耽误不了鼓掌。倘多日不开会，则脑海活动，似将停止，“江郎”仿佛“才尽”，此时我反而希望开会了。这真叫做没有法子。
这真是一段绝妙的文字，初看让人忍俊不禁，继而令人感慨万端，最后使人黯然神伤。那些以开会为业，以开会为乐，以开会出名，不开会则无事可做的“开会迷”、“开会专业户”、“开会专家”们，都应该霸气书库季羡林这段文字，从而了解一点开会的真实效果，以免浪费参会者的宝贵生命。
季羡林说：“我不是做官的料。”可是几十年来，命运又使他与官场结下了不解之缘。“文革”以后更是“官”运亨通，从系主任升至副校长。季羡林是怎样做“官”的呢？
1984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刋登过杨匡满写的文章《为了下一个早晨》。这是一篇介绍季羡林事迹的报告文学，其中有一段是谈他怎样履行北大副校长职责的：
有一天晚上，他已经躺下了，电话铃响了。
“季副校长，我们这楼停水了。”
“我家里也没水。”
“那请你赶快反映反映吧！”
“行行行！”
谁让他没有架子呢？别人什么事都愿意找他。
有人在他的桌上发现过这样的纸条：“学生开饭时间有十一点一刻，十一点半，十一点三刻三个方案，据学生反映，倘十一点一刻开饭，晚下课去就吃不上好菜……”
这是这位一级教授亲笔记下，准备在校长办公会议上发言用的。他生气地感慨道：“就一个熄灯打铃的问题，讨论了几年还没有解决。”
“谁让他没架子呢？别人什么事都愿意找他。”这句话概括了季羡林是怎样做的官。季羡林担任副校长那阵子，经常可以看见他着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东奔西跑的身影，他那满头的白发十分惹眼，远远的就能看出来。像修水管，食堂开饭时间，打熄灯铃一类“鸡毛蒜皮”但又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每天多如牛毛，都要他去解决。而他要解决这些问题，只靠发号司令是行不通的，常常还要亲自向有关部门的“老爷们”低三下四，求爷爷告奶奶，才能解决。这哪里像个“官”呢？可季羡林就是这样兢兢业业地做官的。
除了兢兢业业，季羡林做官还铁面无私。
季羡林从来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在当官以后，更是坚持原则，不徇私情，不开后门。
上世纪80年代初，臧克家的女儿苏伊想在北大南亚研究所谋一个一般职员的工作。当时季羡林恰好担任南亚所所长，这样的事只要他点个头就能办到，但是由于苏伊不具备进入南亚所的条件，最终还是被季羡林婉拒了。
季羡林与臧克家是四十多年的老朋友，又是老校友，老乡。前文曾提到，季羡林回国到了上海，就曾住在臧克家家中，在臧家的榻榻米上睡过好些日子。解放后，他们过从甚密，每年春节，季羡林必定要从北大进城去，到臧克家住处拜年。臧克家曾鼓励季羡林入党。他们的友谊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莫逆之交，甚至可以说臧克家是季羡林为数不多的几个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可是，这样的老友有求于他时，他仍然坚持原则，秉公办事，没有开后门。这样的事在今天说起来恐怕都没有人会相信。臧克家的夫人郑曼女士在《我崇敬的季羡林先生》一文中回忆道：
季先生的言语、行动，都是一是一，二是二，不拐弯抹角，不来什么客套，怎么想，就怎么说。记得八十年代初，小女苏伊因为不习惯工厂车间的噪音，进厂半年，就得了高血压症。她坚持了五六年，实在不行了，我们就托季先生把她安排在他主持的南亚研究所里当一名职员，换换环境，可以接触一下文化气氛。季先生听了，马上约苏伊去谈话。我陪苏伊去见季先生。他问苏伊：“你读过《大唐西域记》没有？这可是南亚所的入门书，到我们所，都得先考这本书。”当时，苏伊毕业于师大女附中高中，哪里读过什么《大唐西域记》？我们原以为只考考一般常识，一听，就傻了。回家后，赶紧向图书馆借书突击。不久，我所在的人民出版社招考校对，苏伊被录取；一年后，她又被调往中国作家协会，派给她父亲当秘书，就没有去南亚所应考。我们都认为季先生按南亚所规章办事，是完全应该的，这正是季先生严守职责的高尚品格。
郑曼女士（也包括臧克家在内）是深明大义的人。她没有把季羡林秉公办事，不开后门，婉拒了她女儿入南亚所的事看做是不近人情，反而称赞季羡林这样做是“严守职责的高尚品格”。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有这种觉悟，季羡林一贯坚持原则，有时也会招到个别人的非议，但是他却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戴和尊敬。
有一次，季羡林在校园里的路上走着，忽然有一辆自行车停在他的面前。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从车上下来，向季羡林问道：“您是季羡林教授吗？”“是我。”季羡林答道。“季先生，我没有什么事。我只想当面向您说一句：我很敬佩您。”说完，年轻人又转身上车，飞驰而去。
另一次，季羡林正同一位教师在校园里同行。迎面开过来一辆轿车，汽车开到他们面前，戛然而止。从车上下来一位陌生的年轻人。他走到季羡林面前，双手合十，向季羡林深深地鞠了一躬。当他知道季羡林要去的地方后，便请季羡林上车，可是被季羡林谢绝了。之后，这个年轻人又向季羡林深深地鞠了一躬，便回到自己的车里。他开着车尾随在季羡林之后，缓缓地行走。季羡林多次站在路边招手示意让他开过去，但他没有开过去，仍然慢慢地尾随于后。一直到了岔路口，季羡林停住脚步向这位青年招手致意，年轻人在车上按了一下喇叭，才驾着车向另一条路开去。
《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用这句诗来比附季羡林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和地位，是恰如其分的。
重返哥廷根
季羡林万万没有想到经过了三十五年的漫长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