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藏杀机:清代四大奇案卷宗-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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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题作弊的要诀在于考生花钱买到了试题，事先做好了答卷，但即便如此，仍没有百分之一百中榜的把握，因为考生各人文章才华不一，考官也有自己的口味，考生事先费尽心思做好的文章未必就是考官想要的。比买题更高一筹的，则是收买出题官员。
南宋时，丞相秦桧权倾朝野，朝中大臣无不对其趋炎附势。有一年科举，秦桧的族侄秦暄将要应试。临考前，秦桧派人将中书舍人程子山召入相府，自己并不出面接待，只让仆人用美酒好饭侍候。程子山独自一人呆得无卿，看到桌子上有一篇写着“进士秦暄呈”的札文，便翻看起来，由于浏览再三，几乎能够背诵下来。几天后，程子山接到入闱典试的任命，并得知秦暄将参加考试，便立即想到之前秦桧刻意安排的苦心，于是以秦暄的札文作为考试内容。如此一来，秦暄自然高中榜首。
更有甚者，还有考官在考场中明目张胆地帮助考生作弊的奇事。明朝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权倾一时，他的三个儿子参加科举考试，“尚书巡抚以下，日夕候门”，“监试御史为之传递文字”。最后，张居正的三个儿子都是高中金榜。
对于普通考生而言，很难有秦桧和张居正那样的权势和手眼。既然买题作弊并不能保证金榜题名，要想万无一失，只有彻底买通考官，让考官一定选中自己的卷子，这就涉及试卷评定的关键环节。
为了择优录取及示人至公，历朝历代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评卷制度趋于严密合理。唐朝武则天时，已经出现了封弥制度。封弥又称糊名，即将试卷上的考生姓名、籍贯、家世等关键信息密封起来，代之以字号。这主要是为了防止考官评定试卷时徇私作弊。不过武则天只是在吏部试中使用封弥，并没有把这一方法应用到举人考试当中。到北宋时，封弥制度才成为科举定制，并且已经有一套规章流程，相当完善。直到今天，在许多重大考试中，封弥还被使用。
北宋郑獬得中状元，就直接与封弥制度相关。郑獬为国子监学生，才华出众，《宋史》中称其“辞章豪伟峭整，流辈莫敢望”，郑獬也由此而恃才傲物。在一次国子监选拔考生的考试中，郑獬的成绩排在第五位。他不满意自己的排名，认为是考官国子监祭酒评卷不公所致。按照惯例，被录取的考生要向国子监祭酒写信表示谢意。郑獬不但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还在信中大发牢骚，宣称自己“李广事业，自谓无双；杜牧文章，止得第五”。又将国子监祭酒比做劣等的驽马、挡路的顽石，而将自己比做千里马、巨鳌。国子监祭酒读信后，暴跳如雷，发誓要给郑獬好看。后来殿试，郑獬的考官刚好就是那位国子监祭酒。国子监祭酒二话不说，不辞辛苦地将众多试卷一一翻阅，一定要找出郑獬的卷子。但由于试卷已经被封弥，他只能从文笔来判断。最终，他发现了一份文笔极像郑獬的卷子，立即毫不犹豫地将这份试卷淘汰。但最后阅卷完毕拆封后，才发现被淘汰的卷子不是郑獬的，而郑獬则高中状元。在这则历史典故中，正是封弥制度使得郑獬逃脱了国子监祭酒的报复，由此也说明这一制度对科举公平取士的贡献是相当大的。
不过，即使采取封弥糊名，依然不能完全杜绝试卷评定中的作弊，因为考官还是能从笔迹或事先商量好的记号辨认出试卷出自哪位考生之手。为了堵住这一漏洞，又出现了誊录制度。誊录又称做易书，即由专门誊录官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再交给考官评阅。为此，还专门设立了誊录院。为了防止誊录官在誊录时改写试卷或调换试卷，又设立了对读官，负责校对誊录的试卷与原卷在文字上有没有出入。这样，经过几层关节后，当考卷最后到达阅卷官手中时，他既不知道考生姓名，也看不出笔迹记号，因此很难判断出试卷归属，由此大大减少了阅卷过程中舞弊行为的发生，增强了考试的公正性。
北宋元祐年间，苏轼主持礼部考试，为了帮助门生李廌中榜，在考试之前特地写了名为《刘向优于扬雄论》的文章送给李廌。这其实就是典型的漏题行为。不料文章送往李家时，李廌刚好有事外出，仆人不知道苏轼文章的重要性，顺手就放在了桌子上。不久，章惇两个儿子章持、章援来李廌家拜访，看见桌上的文章，喜出望外，立即偷偷带走，据为己有。李廌回家之后，听说究竟后，立即想联络苏轼，但此时苏轼已经入院。北宋初年，为了杜绝奔竞钻营、受贿请托、名人权势人物干扰主司等种种弊病，锁院制度创立。主考官自受诏命之日开始，一直到放榜之日，不能回家，只能在考场锁宿。这样就断绝了主考官与外界的联系，使得请托难以成行。锁院制度后来为元、明、清三朝沿用。李廌丢了苏轼的文章，只能怅惋不已。考试时，试题果然与苏轼所写的文章十分类似。章持、章援早已经熟读苏轼的文章，胸有成竹，挥笔而就。而李廌则因为心情烦闷，表现不佳。苏轼阅卷时特别留意，在读到一份卷子时，发现文风很像自己送给李廌的那篇文章，断定一定是李廌写的，便有意给了很高的评语，拆开一看却是章援的卷子。最后的结果，李廌依然名落孙山。苏轼对此事很是叹息，特意作诗送给李廌说：“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空迷曰五色。”可见在严密的阅卷制度下，苏轼想助他的弟子一臂之力，也是有心无力。
封弥、誊录制度在防止考场作弊中起了关键作用，也为后世所沿用，如明清时期的乡试、会试试卷都是封弥后并重新誊写的。但是，事情往往是“上有计策，下有对策”，糊名、誊录只是防止舞弊的重要手段，还是不可能完全杜绝科场舞弊的发生，考官和考生之间仍然可以通过以事先约好的暗号做暗记的形式作弊，这就是所谓的“关节”。北宋真宗年间，宋朝刚刚实行了弥封、誊录等一套防范严密的制度，关节之弊便相应而生。一次科考前夕，翰林学士杨亿特地设宴招待来京应试的同乡举子。应邀前来的考生听闻杨亿将成为“文衡”（主考官），个个兴奋不已，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更有人直言请求杨亿给予照顾。杨亿听到后，勃然变色，骂了出自《尚的骂语——“丕休哉”，然后拂袖而去。在场举子大多面面相觑，以为碰了钉子，但也有几个聪明的听出话中有话。数日后，杨亿出任知贡举，几名卷子中用了“丕休哉”的考生尽数被录取。
随着科场规制越来越严密，通关节的技术也越来越高明、越来越隐蔽。到清朝时，还出现了一个专门的通关节术语——“用襻”。“襻”即为旧式衣服上扣住纽扣的套，因约定的关节往往为两个字，好像古代衣服上的襻扣，所以得了这个名字。据钟毓龙《科场回忆录》中记载说：杭州有个叫冯培元的人，年轻时家中贫寒，幸好有一位富商出现，主动资助其完成了学业。后来，冯培元高中探花。为了报答富商的厚恩，冯培元决意帮助富商的儿子中举。他居中牵线搭桥，帮富商的儿子与考官约定在答卷中写两个“襻”字作为暗号。富商得到关节后，心花怒放，又特意花重金贿赂了负责誊录试卷的誊录书吏。考试结束后，富商又盛情款待誊录书吏。酒酣之时，誊录书吏得意洋洋地向富商邀功，说他誊录时发现试卷中有两个字不通，帮着改掉了。而这两个被改掉的字，刚好就是暗号“襻”字。如此一来，之前的一切努力都付诸流水，富商的儿子自然也没有考上。
同考官李振邺作弊的方式实际上就是“用襻”，他让苕溪贡生张汉去收贿银，只要考生交了钱，他就会与这些考生事先约定关节，即暗号“襻”——约定在试卷某段某行第几字使用某字。小妾喜滋滋地将李振邺的话带给张汉后，张汉眼睛骨碌一转，认为自己跑腿去找关节的主顾，风险全在自己，只收一千二百两的中间费太少，便怂恿小妾去找李振邺要具体的关节，一个关节卖六千两银子，然后由张汉和李振邺对分。李振邺听说后，对张汉的贪婪很是不满，但经不住小妾的软磨硬泡，还是将关节告诉了她。张汉得到关节后，便公然出入华胄富豪之家，认为名利双收不过是指日可待。
之所以卖关节者和买关节者均如此明目张胆，只因为科场关节由来已久，不是什么新鲜事。以往关节败露，不过是考官降谪、考生斥革。对于一些有钱无才的考生而言，如果不作弊，一定不能中举；作弊败露了，最差的结果也不过是不能中举，但一旦蒙混过关，从此就可出人头地了。
李振邺已经内定为同考官，对于来自他的关节，有兴趣的考生当然不在少数，一时听到风声的都赶来向张汉打听。张汉为了坚定买关节者的信心，便吹嘘自己与同考官李振邺关系如何亲密，甚至连李振邺将小妾赠送的事都讲了出来。如此一来，终于顺利卖出了三个关节。
只是，李振邺性本贪婪，除了让张汉经手卖的三个关节外，还通过官场、同僚渠道来卖，总共卖出了一二十个关节。因为同考官只有推荐卷子的权力，推荐的卷子一般都有定额，李振邺卖出的关节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推荐卷子的定额，因此出钱买关节的人能不能中就值得怀疑。
正因为出自李振邺的关节太多，茶坊酒肆舆论纷纷。有人说：“今年北闱要凭文章才学考上可是难了！光同考官李振邺一人，就不知道卖出了多少关节！”张汉听到消息后，很是忧虑，回家告诉小妾说：“我开始以为李振邺只是让我卖了几个关节，花了钱的考生必然能中。哪知道如今人言藉藉，到处都在讲李振邺，恐怕很难收场了。”小妾又将此话告诉了李振邺，李振邺以为张汉在背后与人议论自己，勃然大怒，立即骑马出门，找到张汉，当众打了他几个耳光，呵斥说：“我以心腹待你，你为什么还在外毁败我的好事？”张汉当众出丑，羞赧欲死。二人关系由此交恶。
李振邺恨上张汉后，决意让他落榜，但表面却依旧敷衍，卖关节的活动也照旧没有停止。到最后同考官的任命正式公布、考官须入帘锁院时，李振邺手头中的名单上已经有二十五人，都是他收了钱的关系户，向对方承诺一定录取的。为了日后方便，李振邺事先有意在二十五人中安排了三种不同的关节：第一种是之前通过小妾透露给张汉的，张汉和出钱向张汉购买的三名考生都知道。但自从张汉与李振邺交恶后，此关节实际上已经是暗藏杀机；另一种给五名交了钱且出身名门望族的考生，保证他们务必考中；最后一种则给只是有钱的一般考生，占了大多数。
这边李振邺浮薄寡虑，大张旗鼓地纳贿舞弊，另一位同考官张我朴也没有闲着，只不过他不像李振邺那样志在钱财，而是更高一筹，志在前途。当时参加顺天府乡试的有不少是他省在京官员的子弟，张我朴趁机给这些人大送关节，打算借此交结权贵，树党援己，为日后升迁寻找门路。虽然其他同考官也各有买卖关节之举，但均不似李振邺、张我朴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