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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重生之大业风云-第17章

小说: 重生之大业风云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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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回头看她,却见她双眸中已经泪光晶莹。我用右手轻握住她搭在我左肩的小手,微转了身,左手却揽住她的腰,把她拉坐在我的左腿上。我搂过她已经多次,似这般把她放在我的腿上,却还是第一次,她又是红了脸,羞答答地低着头。我故意把头俯得更低,再上扬了看她的脸,看的她脸也越发的红,稍稍向右别了过去,我却得寸进尺,在她的左脸颊上亲了一口。  她惊异地看着我,眼睛睁得很大,就这样看了一会,突然闭上了眼睛。  这一次,我把嘴唇贴上了她的嘴唇。  沈莺依然坐在我的腿上,把头幸福地偎在我的胸前。  “委屈你了。”我说。  她摇摇头:“不要说皇上封了我做御女,皇后娘娘和元嫔姐姐待我又这样好,沈莺就是一辈子做个承衣,只要能天天见着皇上,给你端茶奉水,为你抚琴唱曲,心里也高兴得紧。”  “说起来,我也有许久未曾听你弹琴唱曲了。”我说。  “可惜这御书房中没有琴,要不,我现在就弹首曲子给你听。”  “便是没有琴,你的曲唱的也好听。我是真的想听了。”  “你要听哪一曲?”  “我记得在去年,比现在晚些时候,在御花园,第一次听到你的曲子。好久了,听过你许多曲子,却再未听你唱过这支,我记得当时只听了几句,你现在可否再唱与我听听。”  她又红了脸,却低声唱起来:“看窗外,日东升,月落处,谁家女儿,对镜自顾,不知此身终何处,小心儿,扑如兔,暗自里偷揣度,不知奴那将来的夫,可比的……”  听她唱完了曲,我依然搂着她,把嘴凑近她的耳边,轻声道:“再过的两年,等你满了十八,我一定拿大红的轿子来娶你。”  她的小脸已经羞得通红,一直到了耳根,却纠正我:“那时我该十九。”  我还按了原来的习惯,算岁数算的是周岁。  她从我腿上起来,收拣仍然摆在桌上的碗碟。我才陡然记起,她陪着我,一直还未进过食。我连忙把守在门外的许安唤进来,让他命御膳房给他两,还有几个服侍的宫女太监做些食物。  十月十九,在与内阁磋商后,我下旨,由刑部、吏部选派干吏,赴齐郡、余杭,协助张须陀、窦建德处理一班贪官污吏,“……可就地依罪论处,不必送京。”  张须陀已经换了个“钦命黄淮二十一郡处置使”的头衔,而窦建德当然就是“钦命江南十郡处置使”。这个“钦命”意思很明确,这两位是代表皇帝惩办贪官,有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  十月二十,宇文述、杨义臣冒着初冬的寒风,再次领兵出征。我亲自出城十里为其壮行,望着两鬓斑白的老将军,我不免心生愧疚。虽然我也很清楚,发动江都之变的元凶,正是他的儿子宇文化及。  十月二十三,昭通郡太守杨玄纵奏报,西南少数民族万余人于本月十日攻掠郡城,已被击退。二十四日,诏命杨玄纵为“南宁州总管”,以昭通郡为基地,“开拓西南”,并准其于当地“募兵三千”,诏书中再三强调:“盼以昔日孔明七擒孟获为借鉴,以仁德教化,使三苗之民归心。”并且由其弟杨玄挺接任昭通太守,却另选两个可信之人,委任为南宁州副总管和昭通郡丞,领兵四千到昭通,替回杨氏兄弟先前带到西南的三千兵士,其实还是顾忌杨氏兄弟“坐大”。隋朝曾经于公元五八四年在大体相当于今天云南曲靖的地方设立过“南宁州总管府”,但是于大业三年(公元六零七年)废置,从而也放弃了对今天的贵州西部和云南东部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营。  此外,原驻辽西的三万五千兵马,也与新调去的部队交接了防务,撤回关内,守烽燧(烽火台)的数千兵士,则由当地招募。不过于仲文和李子雄仍然留在那里,于仲文已经恢复了正三品,而李子雄也已经升为从三品。我又命令张须陀,在集中在黄海边屯垦的归降变民中,尽量动员一批人去东北屯垦,并拟明年春二月启行,要求男女皆有,以便移民可以成家,在东北扎根,所给优惠参照正月里颁布的诏令(考虑到今年辽河移民几无收成,我在下旨调粮赈济的同时,也明令将免赋税的期限延长一年)。黄淮民变结束后,有大批无家可归的“游民”被集中在黄海边屯垦,已经显得地少人多。

第二十九章 “好人”
  转眼已经是大业九年的冬天了。  又是一个十一月的日子。  这是沈莺的小院,院子不大,前面一进是正厅,门前有株腊梅,正厅两旁的厢房,住着杜鹃和彩云。过了正厅是个小小的院落,院落里种着一株海棠,往里是沈莺的卧房,屋里的陈设,其实并不比御花园里的那间豪华多少,只是多了张真正的梳妆台,而非原本的桌子,当然桌子还是有的,却在正厅。两旁的小屋,如今并没有人住,东侧一间,供了她母亲的灵位,西边那间最小的屋子,却已经改成了一间厨房。  自那日后,她常自己做些江南的小菜和小点心给我,若是在御书房,就借用那里的小厨房,若是在她的小院—如今却被叫做海棠别院,更是用她的巧手,给我做出花样繁多的小食物来。我曾经带皇后尝过,她也是赞不绝口,元嫔那里,沈莺总是隔个三五日便会给她做些养身子的东西。至于许安,自然是除我之外吃过她最多东西的人,自然也和她关系甚佳。  屋外刚下过雪,却是一轮皓月当空,映在雪地上,甚是明亮,这月亮使我想起,今天的十一月十三了。  此时已经用过晚膳,许安和杜鹃他们候在正厅里,我则和沈莺在她的房中,屋里燃着炭炉,却是十分温暖,沈莺正坐在琴案前,为我抚琴。她谈的,却是我教他的一支曲子,我不会抚琴,却还记得曲调,哼了几次,她便会了。  而今她抚琴,却是我在吟唱:“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胜谁负出天知晓。江山笑,烟雨遥……”这曲《笑傲江湖》,却是我原本最喜欢的一支曲子。此刻,我只把自己当做了令狐冲,而她,便是任盈盈了—只是她全无任盈盈的霸气,我虽无令狐冲的洒脱不羁,倒还算唱出几分沧桑的感觉。  和她在一起,是我最舒心的时候。我可以抛开那恼人的国家大事,一心只做一个热恋中的青年,虽然我现在看上去的年纪,已经是四十多了。  不过,四十岁的男人却又是最有魅力的。  然而,轻松开心过得总是那么快,那么短暂。  第二天的朝堂之上,我却再也没有那么轻松了。  这一天,我必须面对一大帮子的“好人”。  他们都是所谓的“国家栋梁”,甚至包括我一向引为股肱的苏威。  还有一些人,是我当了这一年多的皇帝还从未见过的,多是些爵位很高,退居二线,拿着高俸却不必干事的家伙,是从我还未曾去过的大隋名义上最高的政治中心—西都大兴赶来的。  这些人有些还在重要岗位上,许多却已经早就不掺乎国家大事了,今天却一起来找我,只为一个目的—让我也做个“好人”。  张须陀和窦建德是雷厉风行的,刑部和吏部的官员还没有到,他们已经在着手“反腐倡廉”了,等那些官员一到,张须陀那里已经收押了四十多个从县丞到太守级别的官员,而窦建德那里则是三十个,按比例还要高过张须陀。  本来,事情应该是很简单的,张须陀和窦建德也都不是蛮干的人,他们抓人,都是手上证据确凿了的,而其中有七八成的官,都够得上杀头抄家。  可是,越是应该简单的事情,越不简单。  这大隋的天下,继承的是北周,而北周又来自西魏,从西魏起,逐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关陇集团,其中最显赫的,是“十二柱国”,要算起来,杨广他家祖上,在关陇集团最多算是二流角色,靠了他爷爷和父亲的努力,加上亲家独孤氏(十二柱国之一)的大力扶持,才算后来居上,脱颖而出。  可以这么说,这关陇集团,是西魏、北周、大隋三朝(甚至包括后面的大唐)立国的根基。大隋统一天下,虽然也吸纳了关东、江南的一些士族加入统治集团,但关陇集团地位却无可撼动。  并且,从东汉末年起,中国逐渐兴起了一股政治势力—豪门士族,到大分裂的南北朝时代,达到顶峰,这股势力,甚至可以达到不买皇帝账的地步。那时候,做官更多不看才能,而是出身。杨坚建立隋朝后,虽然采取了一些削弱士族的做法,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年沈子方的官做不下去,与其秉性有关,可是出身寒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官场上,密布的是比蛛网还密的关系网。  这些人要做“好人”,并且希望我也做“好人”,是因为被收押的官员,多半是和他们有着种种关系—兄弟子侄、门生故旧……或者干脆,他们就是“既得利益者”,贪着那些贪官污吏“孝敬”的银子。苏威也站在他们的行列中,是因为他一个故交好友的儿子,某县的“父母官”,如今也牵扯其中。老家伙还有廉耻之心,故而一直缩着脑袋不吭声。  内阁几个大员,倒有半数想着做“好人”,余者也多是骑墙,比如杨玄感,就是眼观鼻鼻观心,一言不发,反正他在内阁也是不大说话的。  相比之下,立场坚决地和我站在一起的,只有两个—民部尚书樊子盖、刑部尚书卫文升。  这帮人在朝堂上跟我磨叽了一个白天,也浪费我一个白天,下了朝还不肯放过我,想方设法打招呼递条子,目的只有一个:皇上开恩,就不要追究了。  为我解围的,还是皇后。后族里一个算是她远房侄子的,在江南某郡做了个郡丞,此次也在犯官之列。皇后知道我的困境,主动提出拿自家亲戚开刀。  于是萧郡丞成了第一个被处罚的—革职抄家,判徒刑三年。其实他的罪行,原是在可杀可不杀之间,我因为感激皇后,手下自然略松了一些。(隋律分死、流、徒、杖、笞五刑,三年是徒刑中最高的)  事情终于有所转机,但是要解决起来,却也并非易事,我不得不和他们相互妥协。结果,一干犯官只能从轻发落,只有几个罪行确实太大又背景不够的掉了脑袋,还有些判了徒刑、流刑,大多都只是革职罚款。  中国的老百姓是厚道的,只是如此,他们已经在感恩戴德了。我却心中惭愧—堂堂一国之君,却也有柿子专拣软的捏的时候。  我下旨给吏部:出缺的地方官,必须严格甄选继任者,朕会亲自考核。  其实天下的贪官多的是,绝非黄淮和江南。这次“反贪”,我勉强取得了这么一点成就,可不能轻易丢失。  顺便说说王世充,这小子虽然手段毒辣,却也算为国出力,倒没有被张须陀找到什么明显的劣迹,在江都的政声,也还不坏。

第三十章 初试新政
  我已经暗下决心,要进行改革。  在中国,最难的事情,便是改革。因为改革,就必须触动某些人的利益,而这些人,往往十分重要,甚至是你改革不得不依靠的力量。  我很清楚中国历代改革者的下场—商鞅变法,前后二十年,才使新法在秦国扎根,商鞅自己却落得个车裂的下场;宋朝王安石变法,虽然得皇帝大力支持,却终究没有成功,反被后世某些人评价:“不改要完蛋,改了完蛋得更快”;明朝张居正,生前显赫,死后却无比凄凉,被开棺戮尸;清代的“百日维新”,更叫人不堪回首。只有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那场改革,取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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