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皮自白-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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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讲，我内心愉快，别人是不知道的。
我给女儿关棣去了一封信，她立刻给我回了一封信。信中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我一算15年，从1948年起，这才5年，还有10年。我写明还有10年才能回家。张管教员一看我的信便说：“你写15年干什么？就说改造好了就回家！”
我知道这封信不是女儿的意思，是她妈妈的意思。我老婆虽与我离婚，但是现在还没嫁人。这次来信问一问，如果在近期出去，复婚没有问题。如果近期不能出去，她就要嫁人了。孩子在信上说：“我妈妈在利国铁矿当会计，住在宿舍，我常去看妈妈，我们娘俩在一起吃饭……”
我写了封信，含含糊糊的只说我很好，改造好了就回家。这信会给她们增加许多疑团。没有办法，判了15年我还很高兴，可是告诉家里，她们一看，15年，唱了《武家坡》了——18年见面人都老了！这些问题没有办法，好在她与我离婚，由她的便吧。
市公安局不断来人提审，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但是一听说市局的人，我就感到特别亲切，有什么话都想说。有一个姓王的，胖胖的，见我就笑，他了解一个问题，我提供之后，他对我说：“听说你判了刑，还要好好争取，争取得好，还可以减刑。现在长春监狱归市局直接领导，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能够改进的就改进，你有意见可以对我谈一谈。”
我想了一下说：“在监号里的犯人，半夜有了尿，憋得难受。我有两天，夜里来尿都尿到裤子里了。如果每个屋放一个尿桶，就没有这些困难。”
他掏出了笔记本写在了上面，“这事可以办，每个屋子设一个尿桶。过去没有吗？”
“没有。”
他又问了犯人的生活，犯人对政府的反映，我都具实的谈了。
7月份，我从外帮组调到记录员组，担任配料工作。就是到缝纫车间把缝好的鞋帮领来，再转发给里帮组刷胶。这个工作不累，接触的人多，每天要到缝纫组去几十次。缝纫组在另一个地方，所以我带着出入证在监狱满院子走。
8月份，我们橡胶厂排演大型话剧《升官图》。男女犯合演，我是剧务。每天晚饭后排演，一排就排到十点钟。男犯女犯共30多人在一起排剧，严禁说笑，不准谈排剧以外的话。出演之前，到街上租的结婚礼服，花20万元，由政府开支。又发动犯人借了许多西服。这个剧10月1日出演，演出效果尚好。10月中旬，我们这个剧又到监外的第一劳改大队演了一场。
由于长春监狱归市公安局领导，在一个全监大会上，市公安局的高科长高心鲁来此作报告。看到他，我便想到贪污自杀的王恒烈，想到我的这位盟兄弟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他报告了一个小时，在台上拿着报告底稿，讲得非常清楚。我心想，高心鲁真行啊。几千只眼睛看着他的脸，几千只耳朵听着他的声音。我算完了，希望高心鲁好好工作，多给人民做一些事情。
大会之后，刘英伟问我：“你认识高科长不？”
“不认识。”
“咳，他是王恒烈的表哥，你不认识高科长，我才不信呢。”
“认识也只是吃饭的朋友。”
“高科长住在这，监狱由他具体负责，他是第三处的科长。”
我更明白了，由这儿高心鲁不断出现在车间。有一晚上，他见到了我，向我点了点头，我也点了点头。各怀心事，尽在不言中——私人关系存在，敌我界限也要划分。他知道我的一切，我也知道他的一切。
我认为来到橡胶厂改造得不错，因而产生了自满思想，事情终于发生了。长春监狱的犯人分三等九级，另外还有“等外”。最好的是一等，最坏的是等外。一等是红牌，二等是黄牌，三等是蓝牌，等外是黑牌。根据我的情况，刘英伟说，应该二等二级，可是张管教员发给我的等级牌是二等三级，下中等，黄牌！一对照别的犯人，我心中不服，就对刘英伟说了：“咳，咱们不行，这么争取，才二等三级，太落后了。张泰顺还二等二级呢。”
一些不平不满的话由刘英伟报告了张管教员。张管教员一听，对刘英伟说：“关梦龄二等三级呀，我大意了，回去调整一下。”刘英伟又把这话告诉我了。我心想，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天天在他身边干活，他能不知道？内心十分抵触。认为管教员对犯人这样考核不应该。
一个叫于作舟的老犯人背后对我说：“老弟，你为什么不满意二等三级呢？这样对你没有好处。你不吱声，以后张管教员自己想到了，会给你提高的。你对刘英伟一发牢骚，这就不太好了。”
这时，由于我负责搞文娱，有几个出风头的反革命犯不断与我一起吃东西，穿我的棉袄，穿我的毛衣，在一起谈一些私人家庭的话。这些人在长春解放前认识我，比如吉林保安旅谍报队队长邹达，军统吉黑地区义勇总队的军法官方锡志等人。再加上我每天在监狱院子走动多，引起了政府人员的注意。以及一些犯人对我无原则的恭维，相信我的一切举动都是进步的。这些我已感到不是好现象。
一天午后，我被找到办公室，傅厂长和张管教员两人对我严加斥责：“你干什么？有什么计划？拉拢什么人！要好好坦白！”
我一口咬定：“什么也没有。”
批评了一阵，把我的出入证缴回去了，叫我到外帮组劳动。这一步出乎意外。不几天，管教科万科长在张管教员办公室找我谈话，批评我不老实，拉拢犯人。问我是什么企图？我说什么，他也不相信，我只好不吱声。叫我写检讨，也是换穿棉袄、毛衣的事，别的什么也没有。在检讨中，我耍个花招，明检讨，暗指责张管教员。我写道：我不满政府是错误的，张管教员给我发的等级牌是二等三级，我嫌低，背后发牢骚，这是不认罪不服法。依我这样的犯人，一贯不守监规制度，顽固到底，二等三级已经很高了。反而不满政府，这是现行反革命活动，应该加刑处分，请求加刑。
我是无话可说，我反正在管制之下，但你们随便加刑也不可能。我抱定消极抵抗，在外帮组一呆，什么话也不说，不看报纸，不谈是非，不反映情况，不靠近管教人员。
由这，我被打下擂台，橡胶厂的文娱活动也不找我了。我拿本《列宁主义问题》一看，什么事也不管。
这期间，市局和各分局的干部每隔一天，两天，就有来找我了解材料。一谈起来，我就诉苦：“长春监狱对我不了解，我在这改造没有个好。他们只注重劳动，写多少材料也是白费。我的劳动只能随大流，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我干不过他们。我犯了错误……”
“犯了什么错误？”
“别人穿了我的棉袄，我送给刑事犯辣椒面，我不满政府发给我的二等三级等级牌……”
一谈起来就没有完。我的意思，现在长春监狱归市局领导，我见人就说，叫市局知道，以免将来张管教员蓄意害我，我吃亏，又无人知道，那才冤呢。要造成一个“先入为主”的态势。有的市局干部对我说：“他们会了解你的，不要失望，还要好好改造，不会有问题的。”
我想共产党对我的宽大和镇压相结合的政策，市公安局执行的正确，长春监狱执行的有出入。我认为政策是好的，执行政策的人有问题。长春监狱的管教人员对犯人提高警惕是对的，但是宁左勿右的作风不对。没有那样的事，硬说有那样的事，这是逼迫犯人“无中生有”。我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既然不实事求是，我就不服。我口头对万科长说：“我犯了严重错误，今后保证不犯。今天拉拢同犯，将来可能发展到现行反革命，我的脑袋也就掉了。这次政府挽救了我，再一次对我宽大，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些都不是思想话。他们对我的工作是软弱无力的，只是声音很大，词句内容很空洞。除了“不老实”、“耍花招”，就是“你很危险”、“不要来这一套”。
晚饭后工厂常开会。由管教员讲话，没有底稿，信口说。对全厂犯人讲一些生产及改造情况。有一次批评我，说：“有的人在这里面捣鬼，我告诉你，这样搞下去对你不利！不要耍你那老一套，不行了，现在人民说了算……”“有的特务头子，不认罪服法，消极反抗，这是自取灭亡……”“有的人，我们掌握了他的材料，他还装作聪明呢，到时候，他就后悔了！”类似这样的话，不止一次的在工厂犯人大会上讲，我装不知情。别的犯人问我：“管教员说谁呢？”我说：“不知道哇！”
有一天，找我到管教员室。一个干部说：“我是东北公安局的，从沈阳来到长春，向你了解几个情况。我到长春市局，那边对我介绍说你很争取，表现得不错。”
我一看张管教员还在屋，就说：“市局的干部说我很争取，那是过去，他们对我最近的情况不知道。我最近在这改造非常落后，表现很顽固，这一点对不起共产党对我的宽大，我很惭愧，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
“犯错误不要紧，只要能改就可以。改造也不是一个早晨就能改造好的，何况你在旧社会时间很长，下一些功夫，充实一些新东西，挖旧装新，不要闹情绪……”
这些话很温暖，东北公安局的干部水平高，态度也稳重，叫我心服。他问我的一个组员陈东海的情况。他拿出纸烟叫我吸，我不吸。他说：“你吸吧，我负责。”我就吸了起来。最后他说：“咱们谈的问题，你回去再好好想一想，明天上午我还来。”
我回来，感到共产党的干部也分三六九等，有的很能办事，有的就能打官腔。也难说，出身不同，资历不同，年龄不同，看法不同，强求一致是不可能的。我把过去所接触的干部都回忆一下，也是各不相同。有的干部如公安局赵处长与我们谈话，也不吵，也不嚷，和颜悦色的，一句一句的说。他对陈牧说：“你这样不正视自己，将来不很好……”最后，还不是枪毙了。声音虽然低，话有力量。但有些人大喊大叫，一听没有什么叫人信服的东西，气得他自己都发抖。
改造也凭运气，遇到一个好的管教员，本着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伟大宏愿，那自己就能占便宜。否则，就要吃亏。共产党伟大，毛主席伟大，犯人的事还不凭这些管教人员考核。不要说他有偏心，就说他理论水平低，形而上学看问题，那就要有出入。这些事共产党中央能知道？毛主席能知道？犯人敢怎么样？还不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在张管教员的眼中，关梦龄是个老特务，最大的坏东西，没有比他再坏的了，他是长春监狱的定时炸弹，他的一言一行都有破坏改造的危险。这样固定地看我，我还改造什么？先给我下这样的结论，好也是坏，坏也是坏，积极是假积极，不积极是消极。没说的，我倒霉。
第二天，东北公安局这位干部又来提我，材料写完，又谈了一些改造的问题。我把在这改造所以犯错误的经过都告诉了他。我说：“政府人员应该批评我，教育我，以至于处分我，不应该三天两头在犯人大会上，指张飞说李逵，那样讽刺，那样挖苦。有一次张管教员在犯人大会上说，‘一个特务头子背后说蒋介石的相貌长得好，在这作反动宣传。’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