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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黑皮自白-第29章

小说: 黑皮自白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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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伟说:“他父亲是伪满一个军区的少将军法处长,他是少爷出身,虽然参加了共产党,但没到解放区去工作过,没有受过革命的锻炼。长春解放,他以接收人员身份出现。别的干部没有他在长春熟悉,这就有了贪污的机会,以致身败名裂。他的家庭不好,他个人更不好。”
  我又问刘英伟:“如果他不自杀,坦白,退赃,行不行?”
  “咳!他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自己做事自己知道,如果坦白能行,他也未必愿意自杀。”
  我想,这是共产党时代,如果是国民党时期,从长春往关内一跑,带着钱往上海一住,谁也管不着。现在跑不了,共产党统一全中国。在共产党这儿工作,只许好好干,干不好不行。
  5月份,刘英伟叫我写一篇墙报,号召大家遵守制度。我写了一篇“遵守监规制度,是衡量我们认罪服法的尺度”的墙报。张管教说写得很好,犯人也说好。由这以后,叫我负责墙报、壁报的编审工作。墙报用粉笔写在黑板上,壁报是写在纸上往墙上贴。这样一来,我的工作多了。一个礼拜出一期壁报,两个人投一份稿,就一百多份。我要看、要改,再呈给管教员批。这期间,我与男女犯接触的机会更多了。我成了刘英伟的助手。许多事情我向张管教员一说就照办。这时思想又开朗了,并且骄傲起来。认为自己与别的犯人不一样。虽然我对一些男女同犯非常客气,办事态度好。但是心里瞧不起他们,认为这些犯人都是土匪、窃盗、流氓、阿飞,不懂得什么。解放前他们这些人见我也见不着。现在都做了犯人,没有办法,只好在一块混。
  一个土匪吹牛皮,说他过去的事:“那时候,一进村,杀鸡,炒黑菜(肉片炒木耳),白干酒一喝,他妈的,我说了算!”
  听听,他们只知道炖鸡,炒木耳,别的什么也没见过。我与他们谈话是谈不到一起的。但我愿意听他们谈话,尤其是犯人的各种案情。
  监狱规定,凡是未判刑的罪犯一律不参加劳动。我与徐克成均未判刑,我到这儿的第三天,就提出去劳动。大家谈起来这是一个特殊。因为刘荣第、李树桂、郑建五、程登科等人因未判刑,都在监号坐着,不能劳动。凡是未判刑的人都十分恐惧,不知将来如何?处死的人都是没判刑的,到时候一提,上汽车就枪毙。因此,反革命犯都急于判刑,判无期,判死缓都能保住性命,就是不判保不住命。我和徐克成可以参加劳动与公安局的意见有关。回忆离开公安局看守所那天,我认为“推完磨杀驴”这是对不起政府的。在院子常看到李树桂他们晒太阳,坐一个大圈子,不准动。他们看到我很羡慕。因为一参加劳动,吃的比监号犯人好,行动也有小自由。犯人都希望劳动,尤其希望到橡胶厂劳动。这里除了炼胶以外,都是轻体力劳动。
  从一个犯人谈话中,听说徐克成调到印刷厂劳动,他病了两个月,住进了病监。政府叫他找保到外边就医,他找不到保,病死了。我心中很难过,他与我在一块反省四年,对我帮助很大。人死无法预料,不过我的身体还不要紧。
  有个犯人叫王喜桂,他说:“监号有许多反革命犯都认识你。有个叫李中候的,从市局解来没有几天就枪毙了。他和我在一个号,那天他买了一只烧鸡,一边吃,一边摇头,自己唉声叹气,知道不好。第二天早饭后,一开门,戴上手铐,提上了汽车。那还用问!”
  我想他被枪毙,一个是1951年在公安局看守所当六组组长时,破坏政府威信带头打人,这属现行特务活动;另一个是他提供的材料不实在,有一次,于审讯员说:“李中候信口胡说,按他供的材料,派人到上海多次,都没有那么回事。态度太坏。”
  6月初的一天,监房的班长来到橡胶厂,提我到法院过堂。戴着手铐,坐着法院的汽车,我的心跳动得很厉害。过堂?必然要判刑,给我判什么刑呢?根据工厂犯人的刑期,反革命犯不是无期就是死缓。判有期的不能说没有,那是少数。我呢,长春的特务头子之一,两手血腥,杀人很多,死罪虽免,活罪难逃,我看无期最有可能。如果判个无期,那怎么办呢?等着大赦吧,别的希望没有。日伪时代有天长节、地久节,犯人可以减刑。共产党到了把台湾解放时,一定有大赦。心绪极乱,先前郭科长对我说的“没有无期徒刑”,我根本不相信了。如果郭科长说的话真能兑现,那我感激共产党五体投地。咳,退一步想吧,李中候都枪毙了,我能活着就知足,判无期判死缓,绝对不会枪毙,落一个囫囵尸首这是肯定的。心里这样想,倒很安慰。“他人骑马我骑驴,后面还有推车汉,上不足兮下有余”。知足常乐,能忍则安。一路上我用各种想法来安慰忐忑的心房。
  汽车开到了一个小胡同,一座小旧楼,这是重庆路。下了汽车,进了一个候审室。屋内是地板,没有椅子。进屋先把铐子下了,然后坐在地板上。刘荣第与我一个车来的,我没看见他,他看见了我,也没敢打招呼。现在我们坐在一起,谈话没人管,看守的法警在门外站着,不干涉我们的事。我问他:“怎么过堂?我还没来过。”
  “一切材料都是公安局转来的,还是那些材料,再照材料问一下。要过几次堂才能判。你,政府早就决定了,到这走一个司法手续,没问题。”他来过几次,很有经验。
  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法警进来叫我的名字,我跟着他上楼,楼上有个屋写着“刑一庭”。拐了一个弯,进到一个小屋子,屋内正中一张写字台,坐着一个人,当然是法官了。他叫我坐到靠墙的一张条椅上,与他正对面,没有记录的,只有他和我。他说话很和蔼,先问我的姓名、反动职务、历史,最后问我的罪恶。
  我说:“长春军统特务机关先后杀了130多人,都由我负责。我是杀人刽子手,一切由我承担罪行。”
  “不要这样,我们审讯是实事求是的。不要离开事实说话,应该由你负什么责任,你就负什么责任,不要笼统的都由你负责。你在特务机关还没有独立人格,你还不能决定杀人的问题。不过你的罪很大,你是协助处长张国卿杀人的,杀了40多人。内有人民政府的地工人员30多人,对不对?”
  “对,对。”
  “你在1947年,收集了第六纵队的机要文件300多页,呈给东北行辕二处,受到了奖励,是不是?”
  “是,是。”
  我的罪行没有全问,只把主要的血债问了问。我都承认了。他把我的材料摆在桌子旁边一个凳子上,低头翻看。一边翻一边问,按照我的坦白材料问,一点出入没有。问了有一个小时,他把材料放下,又说:“你把1948年10月在吉林向公安机关自首的思想谈一谈。”
  我说:“长春解放那夜,我参加突围,没有达到目的,就混到新七军的尉官中,到了吉林,入了解放团,还想再逃沈阳。一看沈阳也要解放,如果沈阳解放,去北京就更不好走了。我便决定自首。第一,这是好汉思想,自首来的,比用小绳绑来好得多;第二,投机想法,没有像我这样大的特务敢自首,我开创这个先例,共产党把我作典型不一定能杀。听说还有宽大政策,我试一试这个宽大政策是怎么回事?第三,我有一套特务技术,共产党还可以用我来做军统特务的工作。基于以上这些思想,我才自首。”
  “没有进步的想法?”
  “没有。”
  “你写的材料,供的口供都很老实。我们根据这些情况来处理你的案子,你先回去吧。”
  他叫我在讯问笔录上按了手印,并把审讯记录给我看,我拿起来没看,又交给了他。他问我对不对,我说:“对,对!”
  回到候审室,刘荣第也过完堂了,我们又谈上了。他说:“我在二月底从市局到的监狱,几乎天天到法院来过堂,写材料。我过几次堂了,大概快结束了,我希望宣判,好参加劳动,在号里蹲着可太难受了。我宣判以后,到你们那儿行不行?”
  “行呵,我回头报告张管教员一下,就可以调你来。”
  过了两个礼拜,刘荣第判刑了。我知道之后,就向张管教员报告,说刘荣第是反革命犯,已判刑,能画报头(当时我们出壁报无人画报头),还能搞文娱。于是便把刘荣第调到橡胶厂来劳动。开始,做零工,画报头,帮我做一些壁报整理的工作。
  刘荣第只判了10年,他争取得好。不过他的罪没有我大,他没有血债,他没有抓过地工人员。这些,我都不能与他比。
  又过几天,我被提到法院。开庭先提我,一进屋看到上次审讯我的那位法官,他站在讲坛后面,没有别的人。他对我说:“今天宣判!”
  我站在他的对面,讲坛的前面。他拿着一张判词,念给我听。我心中非常忐忑。过去看小说形容一件还没有解决的事情,常常说“如同法官宣判”,这个经验我现在体会到了。判我什么刑呢?希望不要念判词原文,先告诉我判什么刑,我就放心了。
  这位法官先念了姓名、年龄、反动职务、具体罪恶……,又念长春解放后,自首于我吉林省人民政府公安厅②,前记事实被告均坦白不讳,并有笔供、口供及起诉材料为证,可认为真实。查被告系蒋匪特务骨干分子,长期效忠蒋匪,刺探我方情报,暗杀我地工人员,血债累累,实属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但在解放后,不仅向我人民政府自首,彻底坦白罪行,且能检举别人,并协助我人民政府捕获反革命罪犯数名,有积极立功赎罪表现,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及第二、四两款后半段之规定,特减轻判处被告有期徒刑15年。自1948年10月26日至1963年10月25日止。”
  读罢以后,我高兴极了,感激的眼泪当时便流出来了。
  这位法官叫赵树祥。他问我:“你有什么意见?”
  “我感激共产党,感激人民政府对我特别宽大,我永世也忘不了!”
  “好,今后在劳动改造中好好争取,还可以减刑。”
  只说了这么几句话,我就回到了候审室。一进屋,一个20几岁的小伙子,两手擦眼泪,别人问他哭什么?他说:“这回完了,判了2年,唉……”哭得很痛心。
  我判了15年高兴得不得了,他判2年这样难过,真是个人有个人的情况。这回我对公安局那些干部从内心感激,郭科长说的话真的兑现了。共产党不骗我,我今后要更老实!我应该判死缓,监狱里比我小许多的特务,比如警察四分局长杨双贵,没有血债判死缓。派出所所长李树阳等人,下级警官,都判了无期。我虽然争取的很积极,但我的罪大呀!这个15年真不容易呀。
  下午,坐法院汽车回监狱。在汽车上,我决定判15年这件事不对犯人讲,以后再说。因为一讲,可能有人莫名其妙,认为把我判轻了。回到监狱,刘英伟问我判了没有?我说判了,判15年,叫他不要对别人讲,将来判词来了再说。因为他管生活,凡是判刑的都要填到犯人刑期表上,这个表在管教员室,因此,我不能不告诉他。他对别人没有讲,我内心愉快,别人是不知道的。
  我给女儿关棣去了一封信,她立刻给我回了一封信。信中问我什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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