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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汴京风骚-第19章

小说: 汴京风骚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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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厌的乌鸦们,你们为什么总是要反对‘变法’呢?‘变法’行先王之道,于你们何害?‘变法’富民强兵,于你们何损?朕在废寝忘食、劳神焦思地料理朝政,你们为什么总是鼓噪不停啊!‘均输法’推行一个多月,王安石已将漕运盈得的十万银两收入国库。十万银两,虽是区区小数,但毕竟是收入而不是支出啊!
  “吕诲,故相吕端的孙子!你的祖父忠于王事,一生以‘谨慎’而遗泽于世,可你,就是这样为朕知谏院吗?吕诲点火,御史添柴,谏官煽风,终于弄成了这样烽火连天的局面。这是为什么呢?难道真如王安石所讲,他们在与朕争天下之权吗?”
  御案烛台上的莲花烛蜡泪成堆,烛光摇曳着。
  三更梆鼓敲响。
  一名宦值禀报:“禀奏圣上,参知政事王安石请见圣上。”
  王安石在这场突发的、急风暴雨般的弹劾面前,始为紧张慌神,继而心焦恐惧,离开延和殿回到家中,走进卧室,连像平时退朝还家必冲妻子吴氏投以一笑的力气都没有了,一头倒在床榻上,什么事情也懒得再想。三个月来,他确实太累了。这场突袭,终于砍去了他身上仅剩的一点精神,他怕是真的要病倒了。
  夫人吴氏,时年四十八岁,体态丰满,神情端庄,白晰清秀的脸上,残留着年轻时的艳丽。她衣着平常,但极为整洁;发髻高悬,一支玉簪饰绾。她的音容、仪表、举止之美柔,与王安石的黑瘦、粗放、不修边幅形成鲜明的比照。但内心的相知相亲,使他俩夫妻情笃,结婚三十年来,恩爱不移。
  吴氏最了解自己的丈夫:这个读书、行事不要命的主儿,又累得力不能支了。她像往日一样,只是苦苦地摇头一笑,拿起一床夹被盖在丈夫的身上,希望丈夫能有一个好觉、然后,自己默默地坐在床边,凝国注视着双目紧闭的丈夫,在心中低语:“‘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孔夫子之语,你可真是躬行无遗了……”
  就在这时,儿子王雱怒气冲冲地闯进卧室,把从街头揭下的一份“贴示”——《辨奸论》扔给父亲。
  王安石拿起一看,面色苍白,掀被而起。怒目圆睁,细细再看。看罢,挥手一扬,贴示飘落地上。吴氏惊骇,拾起《辨奸论》阅览。
  儿子王雱忍不住了,基地双膝跪倒,大声嚎吼:“父亲,士可杀而不可辱啊!苏轼、苏辙出乃父遗文污蔑诽谤,实属下流!是可忍,孰不可忍……”
  王雱的话音未落,吕惠卿、曾布、谢景温、吕嘉问、舒亶等,也各拿着一份“贴示”,不顾前堂后寝之别,拥进卧室。他们都似乎忘记了吕诲的“十项罪名”和御史、谏官们的尖刻弹劾,而把全部怨怒集中在《辨奸论》上,齐声对苏轼、苏辙发起讨伐:有的主张著文批驳,有的主张深挖深究,有的主张罢官撤职,有的主张依律治罪。谢景温想出了一个绝招:召集御史台亲信官吏进入苏府,以找苏轼、苏辙辩论为名,抄查苏洵此文的手稿,只要罪证到手,苏轼、苏辙就罪责难逃了。
  刹那间,王安石的卧室,成了向苏轼、苏辙兴师问罪的大营,就等着王安石抛下令箭了。
  离奇的《辨奸论》的沉重打击,“变法”同仁义愤填膺的声讨呐喊,催发了王安石身上的潜在活力,使他神奇地振作起来。他突然变得异常清醒了。他看得清楚,如果按照儿子和支持者的办法闹下去,不仅救不了“变法”,反而会引起朝廷大乱,天下哗然。何况这是一桩无头官司,是无法找到被告的。他下床趿鞋,神情从容地说:“谢诸位关心。男儿,厅堂备酒设宴,我要与诸位开怀畅饮,庆贺吕诲大人亮出旗帜,庆贺御史、谏官张开嘴巴,庆贺这篇奇文应时出笼。”
  王雱愣住了。
  王安石又对吕惠卿说:“吉甫,奇文共赏!请大家解析一下这篇《辨奸论》。”
  吕惠卿等了悟,在王雱引领下离开了。
  夫人吴氏在身后牵了丈夫衣襟一下,悄声提醒:“这,这篇奇文,真的是……”
  王安石转过身来,握了一把妻子手腕:“你又为我操心了。”
  吴氏怆然一笑:“相公,你认为这篇文字,真的是苏洵的遗作吗?”
  王安石神情一愣,眼睛转动起来……
  “相公,你认为这些贴示,真的是苏轼、苏辙散于街头的吗?”
  王安石摇头说:“夫人,我正在想……。
  吴氏更紧地抓住丈夫衣衫,轻声说道:“苏轼、苏辙都不是愚蠢鲁莽之人,他们不会以父亲的名誉做为砖头打人的。再说,这篇文章专事骂人,里面虽有一些哲理,但力量不足,哗众取宠容易,要真正砸倒一个人可就难了……”
  王安石的眼中明眸一亮,心底随而缜密思索:“是啊,这篇奇文的行世,刺伤了自己的感情,损伤了自己的自尊,加剧了自己在朝野的危机,可它以哗众取宠的诡谲乖谬,分散了人们对吕诲弹劾的‘十项罪名’的关注,抵消了人们对御史、谏官口舌如刀的攻击,也是‘有功’的啊!而这篇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文理的混乱,足以证明它只是一件赝品。苏洵死去三年而论今日之事,无稽也;伪造者借”死者“之名以行骗,愚蠢也;行文图痛快而忘大忌,或许……可用也……”
  王安石瘦小的身躯如同一块乌铁,又经了一次淬火捶打。
  王安石跪倒在皇帝赵顼面前,神情镇定地高声禀奏:“臣王安石深夜进宫,特为圣上送来一件治国之宝。”
  赵顼皇帝睁开眼睛,看见王安石疲惫不堪而竭力振作的神态,心里蓦然浮起一种亲近相惜之感,急忙俯身:“什么治国之宝?”
  王安石从容掏出《辨奸论》双手呈上:“这是苏洵写的一篇奇文《辨奸论》,请圣上以此文为导,辨臣之‘骄蹇阴贼’。”
  赵顼突然心头一热,泪水差点涌出。他被王安石的镇定、从容、坦率的气度感动了:这神态难道仅是“骄蹇阴贼”吗?他宽慰王安石说:“这篇奇文,已作为街头贴示由修注院呈上朕的案头,朕已看过。卿相信这篇奇文真是苏洵所遗吗?”
  王安石从容回答:“苏洵喜战国纵横之术,文风纵厉雄奇,辨理自然有据,此文确有苏洵之风,但决非苏洵所作。因为苏洵在世时,臣初为群牧司判官,后为知制诰,并在江宁守母丧三年,既无深交,又无积怨。即使此文为苏洵所遗,苏轼、苏辙也是决不会让其此时出现于京都街巷的。”
  赵顼连连点头。他感佩王安石明辨是非的品质和能力。一个人在遭人诬陷、侮辱和人身攻击的时候,仍能保持清醒理智,不为假象所惑,不为感情所迷,反而为死去的苏洵辩白,为涉事人苏轼、苏辙开脱,确实难能可贵、令人敬重啊!
  年轻皇上不由为王安石出气:“此篇谬文,以卿为晋之王衍,唐之卢杞,并诬卿‘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国首丧面而谈诗书’。太过分了!”
  王安石坦然回答:“臣衣不着锦,食不厌粗,发不修饰,面不施粉,贱之以‘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国首丧面’,因相去不远,臣不介意。诬臣有王衍、卢杞之奸,圣上自有明断,臣不争辩。唯文中有段文字,臣不能不加追究……”
  赵顼急忙翻开案头上的《辨奸论》查阅。
  王安石说:“奇文共赏,请圣上明鉴。文中说:”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圣上明察,这段文字,是古之四贤皋、夔、稷、契之论?还是古之四凶共工、(马雚)兜、殛鲧、三笛之语?“
  赵顼刚才浏览《辨奸论》时,一目十行,对这一段议论根本没有细看。经王安石这一逐字逐句地朗读,细品其味,不觉色变,连连击案咆哮:“这,这不仅是影射朕躬,而且是诬仁宗皇帝,英宗皇帝之圣明!朕越是宽容,彼等越是放肆!两权之争,必分胜负,卿有何良策以教朕?速奏!”
  王安石叩头禀奏:“尧舜之世,有皋、夔、稷、契四贤,也有共工、(马雚)鬼、殛鲧,三笛四凶。时人有语:”四凶逞谗,天下大乱;除去四凶,方成盛世‘……“
  皇帝赵顼霍地站起,激动地立下谕旨:“好!朕意已决,就向那些反对‘变法’的‘四凶’开刀!”
  风云突变。
  由知谏院、御史中丞吕诲带头掀起的弹劾风暴,在震撼朝廷三天之后,突然变成从吕诲开刀的罢贬狂潮。凡是呈表弹劾王安石的官员和虽然没有呈表弹劾、但与弹劾有关的朝臣,一律被看作是反对“变法”的“四凶”,而遭罢贬:知谏院、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吕诲,被贬知邓州;知开封府吕公著,曾接替吕诲当了一个月的御史中丞,被贬知颍州;侍御史刘琦,被贬为处州盐酒务;御史孙昌龄,被贬为鄂州通判;殿中侍御史钱(岂页),被贬为衢州盐务;监察御史里行刘挚,被贬为监衡州盐仓;知谏院范纯仁(范仲淹之子)虽未弹劾新法,亦非吕诲亲信,但因出言不满如此大规模地罢贬御史、谏官,也被贬知河中府;枢密剧使吕公弼(吕公著之兄)虽未呈表弹劾,但对“变法”不满,被贬知太原:“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因与吕惠卿有争,并写信给王安石谈“青苗法”可能出现之弊,被贬为河南府推官。
  ……
  朝廷一些元老重臣,也在这场罢贬狂潮中寂然失位失权:宰相富弼罢相,居家休养;原参知政事张方平去职,等待外任;原宰相曾公亮,出知永兴军,去了京兆府;领“制置三司条例司”陈升之,回到福建建阳老家,居母丧守制;翰林学士兼侍读、知通进银台司范镇免职,以本官致仕;文坛领袖欧阳修也离职居闲。
  ……
  时历两个月的罢贬狂潮,卷走了重臣,御史、谏官达三十人之多。
  随着狂潮卷动,王安石的支持者、舒亶、李定、谢景温、韩绛等,都进了谏院、御史台和其他中枢机构。
  接着,争论已久的“青苗法”无争论地出了台,并铁骑快马、雷厉风行地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推行。
  封建皇朝的核心,是君主专制。是皇帝的一言九鼎。但在权力的实施过程中,并非一切事务都决定于皇帝一人。特别是在皇帝年幼、年轻的时期里,皇权的实施往往是由朝廷重臣决定的。朝廷权力机构相互制约功能的存在,是保证君权正常运转的必须。监察与弹劾机构的功能,除了匡正朝政缺失外,也包含着对皇帝和重臣说力的约束,当然,这种约束同样是为了正确的实施君权。对监察和弹劾机构功能发挥程度的大小,往往是一个朝代政治清明程度的标志。又因为这些机构往往是当时士大夫聚集和表演政治理想、才智的舞台,因而又成为一个朝代知识文明是否繁荣的象征之一。
  在年轻皇上赵顼的支持下,参知政事王安石大跨了一步!而这一步似乎走过了头。他为了推行新法而罢贬反对“变法”的“四凶”,也许是势之所使,不得不为,是必须而果敢的“霹雳手段”。但他却把许多不属于“四凶”的进谏者都撵出了朝廷。他堵塞了“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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