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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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厌的乌鸦们，你们为什么总是要反对‘变法’呢？‘变法’行先王之道，于你们何害？‘变法’富民强兵，于你们何损？朕在废寝忘食、劳神焦思地料理朝政，你们为什么总是鼓噪不停啊！‘均输法’推行一个多月，王安石已将漕运盈得的十万银两收入国库。十万银两，虽是区区小数，但毕竟是收入而不是支出啊！
“吕诲，故相吕端的孙子！你的祖父忠于王事，一生以‘谨慎’而遗泽于世，可你，就是这样为朕知谏院吗？吕诲点火，御史添柴，谏官煽风，终于弄成了这样烽火连天的局面。这是为什么呢？难道真如王安石所讲，他们在与朕争天下之权吗？”
御案烛台上的莲花烛蜡泪成堆，烛光摇曳着。
三更梆鼓敲响。
一名宦值禀报：“禀奏圣上，参知政事王安石请见圣上。”
王安石在这场突发的、急风暴雨般的弹劾面前，始为紧张慌神，继而心焦恐惧，离开延和殿回到家中，走进卧室，连像平时退朝还家必冲妻子吴氏投以一笑的力气都没有了，一头倒在床榻上，什么事情也懒得再想。三个月来，他确实太累了。这场突袭，终于砍去了他身上仅剩的一点精神，他怕是真的要病倒了。
夫人吴氏，时年四十八岁，体态丰满，神情端庄，白晰清秀的脸上，残留着年轻时的艳丽。她衣着平常，但极为整洁；发髻高悬，一支玉簪饰绾。她的音容、仪表、举止之美柔，与王安石的黑瘦、粗放、不修边幅形成鲜明的比照。但内心的相知相亲，使他俩夫妻情笃，结婚三十年来，恩爱不移。
吴氏最了解自己的丈夫：这个读书、行事不要命的主儿，又累得力不能支了。她像往日一样，只是苦苦地摇头一笑，拿起一床夹被盖在丈夫的身上，希望丈夫能有一个好觉、然后，自己默默地坐在床边，凝国注视着双目紧闭的丈夫，在心中低语：“‘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孔夫子之语，你可真是躬行无遗了……”
就在这时，儿子王雱怒气冲冲地闯进卧室，把从街头揭下的一份“贴示”——《辨奸论》扔给父亲。
王安石拿起一看，面色苍白，掀被而起。怒目圆睁，细细再看。看罢，挥手一扬，贴示飘落地上。吴氏惊骇，拾起《辨奸论》阅览。
儿子王雱忍不住了，基地双膝跪倒，大声嚎吼：“父亲，士可杀而不可辱啊！苏轼、苏辙出乃父遗文污蔑诽谤，实属下流！是可忍，孰不可忍……”
王雱的话音未落，吕惠卿、曾布、谢景温、吕嘉问、舒亶等，也各拿着一份“贴示”，不顾前堂后寝之别，拥进卧室。他们都似乎忘记了吕诲的“十项罪名”和御史、谏官们的尖刻弹劾，而把全部怨怒集中在《辨奸论》上，齐声对苏轼、苏辙发起讨伐：有的主张著文批驳，有的主张深挖深究，有的主张罢官撤职，有的主张依律治罪。谢景温想出了一个绝招：召集御史台亲信官吏进入苏府，以找苏轼、苏辙辩论为名，抄查苏洵此文的手稿，只要罪证到手，苏轼、苏辙就罪责难逃了。
刹那间，王安石的卧室，成了向苏轼、苏辙兴师问罪的大营，就等着王安石抛下令箭了。
离奇的《辨奸论》的沉重打击，“变法”同仁义愤填膺的声讨呐喊，催发了王安石身上的潜在活力，使他神奇地振作起来。他突然变得异常清醒了。他看得清楚，如果按照儿子和支持者的办法闹下去，不仅救不了“变法”，反而会引起朝廷大乱，天下哗然。何况这是一桩无头官司，是无法找到被告的。他下床趿鞋，神情从容地说：“谢诸位关心。男儿，厅堂备酒设宴，我要与诸位开怀畅饮，庆贺吕诲大人亮出旗帜，庆贺御史、谏官张开嘴巴，庆贺这篇奇文应时出笼。”
王雱愣住了。
王安石又对吕惠卿说：“吉甫，奇文共赏！请大家解析一下这篇《辨奸论》。”
吕惠卿等了悟，在王雱引领下离开了。
夫人吴氏在身后牵了丈夫衣襟一下，悄声提醒：“这，这篇奇文，真的是……”
王安石转过身来，握了一把妻子手腕：“你又为我操心了。”
吴氏怆然一笑：“相公，你认为这篇文字，真的是苏洵的遗作吗？”
王安石神情一愣，眼睛转动起来……
“相公，你认为这些贴示，真的是苏轼、苏辙散于街头的吗？”
王安石摇头说：“夫人，我正在想……。
吴氏更紧地抓住丈夫衣衫，轻声说道：“苏轼、苏辙都不是愚蠢鲁莽之人，他们不会以父亲的名誉做为砖头打人的。再说，这篇文章专事骂人，里面虽有一些哲理，但力量不足，哗众取宠容易，要真正砸倒一个人可就难了……”
王安石的眼中明眸一亮，心底随而缜密思索：“是啊，这篇奇文的行世，刺伤了自己的感情，损伤了自己的自尊，加剧了自己在朝野的危机，可它以哗众取宠的诡谲乖谬，分散了人们对吕诲弹劾的‘十项罪名’的关注，抵消了人们对御史、谏官口舌如刀的攻击，也是‘有功’的啊！而这篇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文理的混乱，足以证明它只是一件赝品。苏洵死去三年而论今日之事，无稽也；伪造者借”死者“之名以行骗，愚蠢也；行文图痛快而忘大忌，或许……可用也……”
王安石瘦小的身躯如同一块乌铁，又经了一次淬火捶打。
王安石跪倒在皇帝赵顼面前，神情镇定地高声禀奏：“臣王安石深夜进宫，特为圣上送来一件治国之宝。”
赵顼皇帝睁开眼睛，看见王安石疲惫不堪而竭力振作的神态，心里蓦然浮起一种亲近相惜之感，急忙俯身：“什么治国之宝？”
王安石从容掏出《辨奸论》双手呈上：“这是苏洵写的一篇奇文《辨奸论》，请圣上以此文为导，辨臣之‘骄蹇阴贼’。”
赵顼突然心头一热，泪水差点涌出。他被王安石的镇定、从容、坦率的气度感动了：这神态难道仅是“骄蹇阴贼”吗？他宽慰王安石说：“这篇奇文，已作为街头贴示由修注院呈上朕的案头，朕已看过。卿相信这篇奇文真是苏洵所遗吗？”
王安石从容回答：“苏洵喜战国纵横之术，文风纵厉雄奇，辨理自然有据，此文确有苏洵之风，但决非苏洵所作。因为苏洵在世时，臣初为群牧司判官，后为知制诰，并在江宁守母丧三年，既无深交，又无积怨。即使此文为苏洵所遗，苏轼、苏辙也是决不会让其此时出现于京都街巷的。”
赵顼连连点头。他感佩王安石明辨是非的品质和能力。一个人在遭人诬陷、侮辱和人身攻击的时候，仍能保持清醒理智，不为假象所惑，不为感情所迷，反而为死去的苏洵辩白，为涉事人苏轼、苏辙开脱，确实难能可贵、令人敬重啊！
年轻皇上不由为王安石出气：“此篇谬文，以卿为晋之王衍，唐之卢杞，并诬卿‘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国首丧面而谈诗书’。太过分了！”
王安石坦然回答：“臣衣不着锦，食不厌粗，发不修饰，面不施粉，贱之以‘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国首丧面’，因相去不远，臣不介意。诬臣有王衍、卢杞之奸，圣上自有明断，臣不争辩。唯文中有段文字，臣不能不加追究……”
赵顼急忙翻开案头上的《辨奸论》查阅。
王安石说：“奇文共赏，请圣上明鉴。文中说：”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圣上明察，这段文字，是古之四贤皋、夔、稷、契之论？还是古之四凶共工、（马雚）兜、殛鲧、三笛之语？“
赵顼刚才浏览《辨奸论》时，一目十行，对这一段议论根本没有细看。经王安石这一逐字逐句地朗读，细品其味，不觉色变，连连击案咆哮：“这，这不仅是影射朕躬，而且是诬仁宗皇帝，英宗皇帝之圣明！朕越是宽容，彼等越是放肆！两权之争，必分胜负，卿有何良策以教朕？速奏！”
王安石叩头禀奏：“尧舜之世，有皋、夔、稷、契四贤，也有共工、（马雚）鬼、殛鲧，三笛四凶。时人有语：”四凶逞谗，天下大乱；除去四凶，方成盛世‘……“
皇帝赵顼霍地站起，激动地立下谕旨：“好！朕意已决，就向那些反对‘变法’的‘四凶’开刀！”
风云突变。
由知谏院、御史中丞吕诲带头掀起的弹劾风暴，在震撼朝廷三天之后，突然变成从吕诲开刀的罢贬狂潮。凡是呈表弹劾王安石的官员和虽然没有呈表弹劾、但与弹劾有关的朝臣，一律被看作是反对“变法”的“四凶”，而遭罢贬：知谏院、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吕诲，被贬知邓州；知开封府吕公著，曾接替吕诲当了一个月的御史中丞，被贬知颍州；侍御史刘琦，被贬为处州盐酒务；御史孙昌龄，被贬为鄂州通判；殿中侍御史钱（岂页），被贬为衢州盐务；监察御史里行刘挚，被贬为监衡州盐仓；知谏院范纯仁（范仲淹之子）虽未弹劾新法，亦非吕诲亲信，但因出言不满如此大规模地罢贬御史、谏官，也被贬知河中府；枢密剧使吕公弼（吕公著之兄）虽未呈表弹劾，但对“变法”不满，被贬知太原：“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因与吕惠卿有争，并写信给王安石谈“青苗法”可能出现之弊，被贬为河南府推官。
……
朝廷一些元老重臣，也在这场罢贬狂潮中寂然失位失权：宰相富弼罢相，居家休养；原参知政事张方平去职，等待外任；原宰相曾公亮，出知永兴军，去了京兆府；领“制置三司条例司”陈升之，回到福建建阳老家，居母丧守制；翰林学士兼侍读、知通进银台司范镇免职，以本官致仕；文坛领袖欧阳修也离职居闲。
……
时历两个月的罢贬狂潮，卷走了重臣，御史、谏官达三十人之多。
随着狂潮卷动，王安石的支持者、舒亶、李定、谢景温、韩绛等，都进了谏院、御史台和其他中枢机构。
接着，争论已久的“青苗法”无争论地出了台，并铁骑快马、雷厉风行地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推行。
封建皇朝的核心，是君主专制。是皇帝的一言九鼎。但在权力的实施过程中，并非一切事务都决定于皇帝一人。特别是在皇帝年幼、年轻的时期里，皇权的实施往往是由朝廷重臣决定的。朝廷权力机构相互制约功能的存在，是保证君权正常运转的必须。监察与弹劾机构的功能，除了匡正朝政缺失外，也包含着对皇帝和重臣说力的约束，当然，这种约束同样是为了正确的实施君权。对监察和弹劾机构功能发挥程度的大小，往往是一个朝代政治清明程度的标志。又因为这些机构往往是当时士大夫聚集和表演政治理想、才智的舞台，因而又成为一个朝代知识文明是否繁荣的象征之一。
在年轻皇上赵顼的支持下，参知政事王安石大跨了一步！而这一步似乎走过了头。他为了推行新法而罢贬反对“变法”的“四凶”，也许是势之所使，不得不为，是必须而果敢的“霹雳手段”。但他却把许多不属于“四凶”的进谏者都撵出了朝廷。他堵塞了“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