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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3章

汴京风骚-第153章

小说: 汴京风骚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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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妪懵了,一时不知所措。
  苏轼当着老妪的面,用灯火点燃‘契约’,火焰升腾着,纸灰飞舞着,老妪泪眼濛濛望着火焰发呆,裴人俊跪在苏轼的面前叩头作谢:“先生,我欠你的五百缗钱,我会……”
  苏轼笑着说:“不必说了,那五百缗钱,我献给了一位人子之母,一位含辛茹苦、寡居三十年抚养儿子成人的母亲!”
  老妪的泪水默默地流着。
  苏轼烧尽手中的“契约”,与苏迈走出祀堂。老妪呆呆地望苏轼父子身影消失,突然恍悟了:“一个好人,我忘了问他的名字,我忘了问他的名字啊!”她急忙爬起,脚步踉跄地向门外追去,她的儿子裴人俊在门口扶住了她,望着月色中漫步而行苏轼说:“母亲,他就是苏轼,大诗人苏子瞻啊……”
  老娘哭了:“苏子瞻,不是被朝廷流放到天边去了吗?也是一个遭罪受苦的人,终算回来了……”
  苏轼从祠堂回到钱济明府邸,突然冷热煎熬,跌倒在床榻上,他从儋州北返途中染上的“热毒”之病又发作了。半个月后,在钱济明和邵民瞻的帮助下,他举家搬进了一座借租的狭小院落——“孙氏宅”。
  苏轼豁达镇定地走着他坎坷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
  七月十八日,苏轼的病情突然加重,竟至卧床不起,身软乏力,进食腹胀,夜不能寐,齿间出血,儿子们延医治疗,朋友钱济明送来人参、茯苓等补药熬粥服饮,病情仍不见好转,而且体弱更甚,出现胸堵头晕之状,连在床上翻身也困难了。苏轼由于连年流离颠沛,自病自医,已初知医理医术,似乎已知自己之大限将至,便不再寄希望于药物,而是冷静地检讨自己可哀可悲的一生:“生于斯世六十六年,步入仕宦之途四十五年,‘仕宦之途’是怎样度过的啊?居父母之丧六年,遭贬流离二十八年,供职凤翔府四年,居于朝廷只有七年时间!由于自己不变不移的‘政见’和‘口无遮拦’的狂狷,酿成了东飘西荡的悲哀。在‘熙宁’不容于‘熙宁’,在‘元祐’不容于‘元祐’,在‘元丰’不容于‘元丰’,在‘元符’不容于‘元符’。自己之处于世,犹如人们手中牵线放飞的风筝,飘忽岁月,沉浮无定,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汝州、登州、颖州、扬州、定州、英州、惠州、琼州、儋州,筋力疲于往来,日月逝于道路,其志何伸?其道何达?满头白发,一事无成,此生碌碌而可哀可悲。上苍何薄苏轼如此?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是人生的奇遇,是自己的偏得,不可怨天,不可尤人,如若没有这二十八年的南北飘泊、西东流离,何以得有‘行万里路’的机缘?如何能享有‘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院乞儿’的任性豁达?流光省人,当以老子所语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自嘲自慰自己疚歉悲哀的一生了……
  “歉疚终是不可自嘲的。自己也曾任大理寺丞、中丞、开封府推官、礼部侍郎、起居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充侍读、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之职,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及现今皇帝四朝,‘涤荡振刷以除积贫积弱’之志仍沸腾于胸,然江河日下,一切都无话说了。不再听见九天上的雷鸣,不再看见田野里的生机,就连朝廷里惊扰民心、愈演愈烈的政论纷争也现得越来越卑下了。‘熙宁之争’,旨在富民强兵,中兴社稷,虽争得电闪雷鸣,但光明磊落,相撞生辉,你可以不赞同介甫的‘躁进急行’,但你不能不承认那是一副救世药方。你可以反对司马君实的‘缓进求实’,但你不能不承认那也是一种治国之策。胜者足以骄傲,败者亦足自豪,此介甫之‘死而无憾’和君实之‘老而弥坚’,堂堂正正啊!可‘元祐之争’,以‘是否全部罢废新法’为旨,似乎在寻求一种感情的补偿,如果说司马君实执权十八个月的‘革故’纷争,还带有医民伤痕、抚民怨恨之意,那么,司马君实病逝后的‘鼎新’纷争,只能是妇姑勃谿了。胜者于国何益?败者于国何损?什么‘朔党’、‘洛党’、‘蜀党’,什么‘帝党’、‘后党’,都不过是一群势利政客和一群糊涂文人的自我逞能、沐猴而王罢了。太皇太后仙逝,皇帝赵煦亲政执权,‘后党’败北,‘帝党’获胜,先改元‘绍圣’,再改元‘元符’。‘绍圣、元符之争’,更是一场良莠不分的扫荡,连‘妇姑勃谿’都不如,其旨全在报复,而且不留余地:追贬死者司马光、吕公著,落职贬逐中枢重臣范纯仁、文彦博、韩维、吕大防、刘挚、苏辙、梁杰;流放三省、六部、谏院、御史台、馆阁官吏贾易、程颐、钱勰、杨畏、朱光庭、孙觉、孙固、赵离、李周、鲜于亻先等人。连黄庭坚、秦观、晃补之、张耒、陈师道也因‘亲近苏轼’之罪,分别贬逐于黔州、藤州、处州、夏州、颖州。如今,秦观少游病殁于藤州,师道无已、庭坚山谷、补之无咎、张耒文潜的命运仍不得而知。可怕的一场浩劫,借恢复‘熙宁变法’之名而行,可‘新法’便民益国者真的恢复了吗?介甫‘变法’之所旨所求真的能再现了吗?欺天欺人啊!介甫的那个岁月不会再出现了。今天,‘建中靖国之争’又要开场演出了,章惇、蔡京、蔡卞遭贬,‘元祐’被贬之臣复出,朝廷难道又要来一次恶性循环的报复吗?国力将尽,国运将竭,国脉将绝,思之怆然,自己已无力操心,也无需操心了……
  “悲哀终是不可自慰的。泪洒贬途,处处牵魂啊!任妈病逝于黄州,我失去了‘大佛’的护情;遁儿遗骨于江宁,我经受了晚年丧子的痛苦;元祐八年(1093年)妻子季璋病故于京都白家巷,年仅四十六岁,时太皇太后病重卧床,‘帝党’与‘后党’之争已趋尖锐,太皇太后早有‘病不起,为之奈何’之叹,皇帝已有‘来日可俟,自有故事(惯例)’之说。季璋心细感微,弥留之际,执自己之手而遗语:”朝廷风暴将起,子瞻当自慎自重,勿再口无遮拦。此刻心哀而难舍者,不能伴子瞻于苦而终风了……‘智哉季璋,痛哉季璋,言果灵验啊!哀之未节,太皇太后驾崩,十九岁的皇帝亲政,风暴一夜骤起,风头所卷,茫然中抛我于定州、英州、惠州。萍踪无定,何处葬妻?只能寄灵柩于京都西郊佛寺,以待来日共居一穴。能酬于妻者,唯’祭文‘数语:“……妇职既修,母仪更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从我南行,菽水欣然。汤沐两郡,喜不见颜。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须,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乾。旅殡国门,我实少恩/惟有共穴,尚蹈此言。’谁知哀妻之泪未收,悲妾之哀踵至。绍圣三年(1096年)七月十五日,爱妾子霞‘长春如稚子’的稚弱生命,终于在瘴风蛮雨中毁灭了,年仅三十四岁。三年之前,季璋之失已碎我心,三年之后子霞之失,断我之魂。霞,出身卑微,然敏而好义;读书无多,然灵悟好学;一生坎坷,然忠敬如一。从我于颠沛,侍我于颠沛,又殁于我之颠沛,相依相濡,二十三年,天以解语花赐我啊!霞之殁,吟留偈语而别:”一切为有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佛语禅机,也算通悟了人生的一种境界。霞虽离去,魂当永生,黄土一堆,茔葬于惠州城西白鹤峰下,丰湖之滨,背倚林泉,傍近寺院,晨钟暮鼓,当伴孤魂。纪以墓碑一座,哀词一首:“玉骨那堪瘴雾,冰肌自有仙风。海仙时造探花丛,倒挂绿毛么风。素面翻嫌粉污,洗妆不退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歉疚悲哀终是可以了却的,了却于儋州啊!儋州的荒蛮,儋州的酷暑,儋州的奇异风光,儋州的环水无涯,儋州贬人生活的食无米,病无药,居无屋,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和朝廷不肯歇手的追逼迫害,把一个官场的失意者推入了习俗绝异、语言不通的黎庶中。于是呀呀学语,苦苦挣扎,图存求生,与农人同耕,与樵者同樵。与村童同戏,与黎女同歌,与士人同笔同墨,与老者同酒同茶,人原是适应性极强的动物,只要能抛却虚荣,扔掉官架,何处寻不得欢乐?‘上人顿顿食藩芋,荐以熏鼠烧蝙蝠’,吃得香啊!‘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处得融合啊!‘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玩得欢愉啊!‘明日东家当祭灶,双鸡斗酒定皤吾’,亲我如骨肉啊!于是,悲哀的心境开阔了,仕途的羁绊化解了。在‘孤生知永弃,未路嗟长勤’的困苦生活中,终于觅得了人生真正的‘超然自得’……
  “‘超然自得’了,在那儋州的‘桄榔庵’里,在这常州租借的‘孙家宅’里,吟唱着《桃榔庵铭》迎接那个时刻的到来吧:”九山一区,帝为方舆。神尻以游,孰非吾居。百柱囗囗,万瓦披敷。上楝下宇,不烦斤(金夫)。日月旋绕,风雨扫除。海氛瘴雾,吞吐吸呼。蝮蛇魑魅,出怒入娱。习若奥堂,杂处童奴。东坡居士,强安四隅。以动寓止,以实托虚。放此四大,还于一如。东坡非名,岷峨非庐。须发不改,示现毗庐。无作无止,无欠无余。生谓之宅,死谓之墟。三十六年,吾其舍此,跨汗漫而游鸿濛之都乎?‘“
  七月二十五日,钱济明来探视病情,苏轼已无力坐起迎接。钱济明见状甚忧,坐于床边,含泪询问:“子瞻今日感觉如何?”
  苏轼笑语作答:“庄生闻在寡天下,未闻治天下也。病情之不愈则天也,非我之过,故心神坦然。”
  钱济明强欢而宽慰:“古人有‘医疾莫如医心’之说,今日子瞻心境宽舒,乃医疾之本,病情会很快好转的。”
  “谢公吉言,此刻我已感到周身轻舒了。”苏轼说罢,吩咐侍于床前的长子苏迈:“取我儋州三年所著《苏轼易传》书稿来。”
  苏迈遵命从书房里取来《苏轼易传》书稿放在苏轼床头,然后离去。
  苏轼执钱济明之手而嘱:“苏轼与公交谊十五年,始于常州,终于常州,此天公以公惠苏轼也。《苏轼易传》书稿,乃武受先父之托,于儋州三年苦雨终风中沥血而成。汉人解《易》,偏于象数;晋人解《易》,偏于义理;武之解《易》,多切人事,此稿虽浅陋,不敢与古贤相列,但乃苏轼平生所持政见之源。苏轼认为:《易》之哲理,在于阴阳之交织、运转和隐现。阴阳交然后生物,物生然后有象,象立则阴阳隐矣。凡可见者皆物也,非阴阳也。然谓阴阳为无有可乎?虽至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谓之阴阳,与不见阴阳之仿佛而谓之无有者,皆惑也。圣人知道之难言也,故借阴阳以言之,曰一阴一阳之谓道……苏轼今托于公者,个中情由,公日后当知。苏轼之于世,口孽笔孽均深重难赦,诗词已流于天下,评说由人,不去管了,此书稿愿公善保全之,三十年后,世人或可借此稿以了解苏轼颠沛一世之心迹……”
  钱济明接过书稿,默默沉思:子瞻之“政见”未施,至今仍憾于心啊!这是苏子瞻的不幸?还是苏子瞻之大幸呢?王安石的“政见”历时十七年在实践中失败了,司马光的“政见”历时八年失败了,苏子瞻的,“政见”在未经实施中却成一个不破不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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