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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非常道-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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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教仁临终前致电袁世凯,对其寄予殷切的期望。章士钊说宋是“至死不悟”,他对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力量实在是认识不足。在上海时,陈其美要他提防暗杀,他还狂笑说:“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许多朋友来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为是谣言。
  辜鸿铭在北大教授会议上说:“如今没有皇帝,伦理学这门功课可以不讲了。”人们以为他复古倒退,是守旧人物。张勋复辟的时候,辜在外交方面很卖力,梁敦彦保荐他做外部侍郎,张勋说:“辜鸿铭太新了,不能做侍郎。”
  范旭东兴办实业,抵制外货,虽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时候,对于工人的福利设施仍很重视,例如办了食堂、医院、小学、宿舍、补习学校等。有一次黎元洪总统到其厂参观,称赞他们的工人福利办得好,说:“工人吃的馒头,面很白,同我吃的一样。”
  邢宝斋为段祺瑞家仆,对段的发迹不以为然,常在外人面前提起,他当年在段父军中当管带,段也随在身边。当时段祺瑞一天到晚鼻涕拉塌的,挺不起眼。邢宝斋实在看不上他,就说:“你这叫什么少爷呀!一点也不爱干净。”可段总不改,邢气极了,就说:“你这个鸟样!”邢总说这些事,有人听得不耐烦了,便说:“你不是看不上他么?他如今惊天动地,而你如今还得上街卖笤帚。”这句话把邢宝斋堵得没话说,只好结结巴巴:“咱也不知道他有这一天呀!早知如此,也对他好点呀!”
  1918年冬,李大钊和一些人在北京大学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第一次集会是在沙滩红楼北大图书馆主任办公室举行的。成舍我也去参加了这一次集会,散会后他跑到第一宿舍(沙滩北大东斋)把帽子一扔,对几个熟人说:“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今天开成立会了。这个主义是‘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的主义,我可不赞成。”此后他就没有去参加过。
  1919年冬,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打工。工作之余常向大学教授、学生领袖们请教,但遭受白眼之辱。几十年后,记忆犹新,他跟人说,当时不仅傅斯年、罗家伦这样跟他年龄相当的学生领袖,“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就是胡适这样的大学教授,也“竟不肯屈尊回答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助理员”。
  司法总长罗文干“金法郎”一案导致王宠惠内阁出现危机。在这个好人内阁辞职前夕,几位重要的阁员自王宠惠以下,如教育总长汤尔和、外交总长顾维钧、内政总长孙丹林、交通总长高恩洪等人,齐集在顾维钧家中,商议应付罗文干被捕事件,其中以汤尔和的态度最激烈,主张全体辞职援助罗氏。王、顾比较温和,因汤为医学博士,王对汤说:“你是医生,你只知道救人,我是政治家,我的目的是救国!”书生论政,一时传为笑谈。
  一国的强盛,不在人口繁多
  留学法国里昂大学,学成归国的哲学博士张竞生,于1920年2月上书陈炯明,提倡计划生育。他在倡议中说:“一国的强盛,不在人口繁多,而在于人人都是有人的资格。”他强调节育,节育的目的在于优种,此时陈炯明有儿女十余人,接到此书后,认为是讽刺自己,斥为谬论,并对身边的人说:“此公大概有神经病吧!”
  蒋光赤的革命小说出版,革命者中几乎没有人看。大家对蒋和他的文字,对一般新文学,都怀有很深的成见。陈独秀翻一翻《少年飘泊者》,说道:“虽是热天,我的毛管也要竖起的。”
  张国焘初到鄂豫皖根据地,就指挥红军战士打了几次胜仗,一时有中央来的“赛诸葛”美誉。有一次,独立团的官兵打胜仗后回驻地,沿途农民向战士祝贺,看见张国焘坐在轿子里,有人以为张是被俘的土豪,说:“为什么不把他四脚朝天?”或者说:“好一条白肥猪!要值串把大洋吧!”战士们抢着纠正说:“不要瞎说,他是我们的中央。”
  鲁迅曾有“救救孩子”的说法。20年代,高长虹跟鲁迅闹翻,因鲁迅在45岁时说自己老了,高认为这是“精神的堕落”。高长虹借鲁迅的话问:“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还有?救救老人!!!”
  胡适好谈政治,而所谈多搅浑水。他曾站在军阀一边厚诬国民党,引起社会舆论和青年学生的不满,老资格的国民党人张难先批评他说:“军阀横行,赖政治家以纠正之;政治家卑污,赖学者以纠正之;今学者又复加如斯,则吾国之苦百姓将再无宁日矣。”而军阀和北洋政府也对他不感兴趣,吴佩孚的军师白坚武警告他说:“我以私人朋友的资格,盼望你今后言论要审慎些,要提高些。”汤尔和在北洋政府里任教育部长,也以朋友身份劝他说:“我劝你不要谈政治了罢。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罢。”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埋首于文字学,而站在党内斗争圈外。这种态度使其敌人说他为了骄傲,轻视他们,不屑与他们斗争。彭述之说他保持“东方人的政治道德”,不合于近代斗争之用。
  陈济棠跟胡适说:“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他认为生产建设可以要科学,但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求。胡适说: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陈说:“你们都是忘本!难道我们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吗?”
  鲁迅曾说,正义都在他们那一边,他们的正义和我们有什么相干?而这么说说,也会有人怒目而视,因为群众是他们的,同志也是他们的,我又有什么们?好,就说是和我不相干吧,于是我成了个人主义者。
  1931年9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决定组织赴京请愿团。到南京后,与天津学生请愿团一起到中央军校见蒋介石,高崇民慷慨陈词请蒋率兵北上,收复东北失地。他说:“东北人民对促成统一、保卫国土所作的努力,对得起中央,而中央在敌寇入侵以来,不发一兵,不作明确抗日表示,一味依赖国联,使敌寇得寸进尺,侵略无止境,中央何以对得起东北人民?”蒋面红耳赤,老羞成怒,说:“东北失掉,东北人来请愿还可以,天津并未丢失,天津学生来请什么愿?”如此一来,请愿团更加愤怒,群情鼎沸,呼喊叫骂之声,不绝于耳。
  胡适在北大当校长时,学生们闹学潮,到办公室把胡适包围住,胡适说:“你们再不离开,我一个电话打出去,你们就要被捉起来。”
  你觉得太闲空,去找些白米来数数
  郁达夫带王映霞到新加坡生活,王很是不安,因与王喜欢交游的性格颇有抵触,郁达夫对她说:“这里是一个新的所在,你没有什么人认识,我要和你在这里终老。”王让他给她找工作,郁达夫就说:“你既觉得太闲空,不会去找些白米来数数?”
  1932年,潘兰珍与陈独秀吵架回家,她与陈独秀已生活了两年多,并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就是陈独秀,平时只管叫他“李老头”。她年仅24岁,比陈独秀的大儿子小10岁。陈独秀被捕,成为社会上的重大新闻,她与娘家人也整日谈论不休。她甚至说:“陈独秀太自傲了,这回免不了杀头!”潘兰珍的父亲从街上买回一张报纸打开一看:“陈独秀已押到南京受审。”下面是陈独秀的照片。潘兰珍见到照片,一下子惊呆了:“原来陈独秀就是我老公!”
  陈独秀在狱中,监狱方面不允许其保外就医,而且不准亲属探监,不准通信,不准读书看报。陈绝食斗争,才渐渐放松一些,他抗议“你们执行恶法,我拼老命也要反抗。”典狱长说:“恶法胜于无法。”陈独秀说:“恶法就要打倒。”典狱长说:“我无权打倒它。”
  1933年,章太炎的高足吴承仕办《文史》杂志,又研究唯物辨证法,引起一些老教授的嘲弄,包括他的同门钱玄同。钱写三字联“普罗学、唯物观”给吴承仕,吴不明其意。钱说加上你的《文史》,不就是“普罗文学,唯物史观”吗?长着肥硕大头的钱玄同曾说:“头可断,辨证法不可开课!”鲁迅说:“何妨赌肥头,抵当辨证法。”
  蒋廷黻问公认的汉代史权威杨树达先生:“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名闻天下的杨先生面有难色,表示自己从未想过这些问题,书中没有讨论过。
  西安事变发生后,何应钦竭力主张轰炸西安城,由于冯玉祥反对,他放弃计划,但仍派飞机去西安城外轰炸,宋美龄害怕蒋介石生命有危险,劝其不进攻西安。但宋一走,何改变主意,继续命令军队向西安进攻。宋愤怒地责问:“何总司令,你怎么又下令进攻了?你这不是存心要谋杀他吗?”何应钦火冒三丈:“你妇道人家懂得什么国家大事,不许你管!”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何应钦戒心日重,他决心用陈诚代替何应钦。何揽权过多,蒋就对他说:“敬之啊,你兼职太多,怕忙不过来吧,我还是保举一人来接替你的军政部长职务吧。”何答道:“不,我忙得过来,忙得过来!”
  1943年11月,宪政协进会成立。宪政运动成为上流社会中的清议,如王世杰所期望的,“给此种人以发言机会,无形中亦可减少社会怨气”。高论盈庭,而对现实问题毫无干预能力。黄炎培说:“如一群饥民,不思眼前如何得食,而争研究明午之菜肴如何方为精美。”
  臧克家在余心清家遇到一个老人,肥胖的身子要把藤椅冲破。余介绍说:“这是李烈钧先生。”臧对这个民国元老、赫赫有名的将帅说:“久仰了。”余为老人介绍说:“这是新诗人臧克家先生。”李双眼紧闭乱点头:“唔,唔,大狗叫,小狗跳跳。”诗人心中起火又不好发作,后来对余说:“以后对不懂新诗的人,千万不要再做介绍了。”
  伟大的妈妈 我们要饭吃
  抗战时期,重庆歌乐山保育院分成两派,一派是拥护宋美龄的正统派,一派是改革派。在一次欢迎宋美龄的会上,出现了两条不同的标语:一条是“蒋夫人——我们伟大的妈妈”;一条是“蒋夫人——我们要饭吃”。
  1945年晏阳初在一次与蒋介石的会面中说:“我们人民遭受了21年的内战,他们流尽了鲜血。现在该是为农村的大众干一些事情的时候了。”蒋介石说:“你是个学者,我是个战士。”他说,等他消灭了共产党之后,要聘晏阳初为全中国乡村改造运动的领导。晏阳初说:“委员长,如果您只看到军队的力量,而看不到人民的力量,那么你会失去中国。”
  宋子文“思想,说话和写字时都喜欢用英文而不喜欢用中文”。1945年冬,宋出任行政院长兼最高经济建设委员会主席,何廉将战后五年经济建设纲要送交宋,宋子文看到这份纲要时对何说:“但这是用中文写的。”他问何有没有英译本,何廉说没有,宋就要何廉为他译一份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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