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自传-第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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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特别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为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准备工作。拉拉·拉兹巴特·莱当选为主席，从孟买到加尔各答有专车专供大会和基拉法的代表乘坐。代表和列席参观的人则聚集于加尔各答。
我应大毛拉·绍卡特·阿里之请，在火车上准备了不合作决议的草案，截至现在为止，我在所起草的东西中总是多少有点避免使用非暴力这个字眼，在我的讲话中更少用到它。我关于这个问题的语汇还在形成的过程中，我觉得我用梵文的相当于非暴力的这个字恐怕不易为纯粹的穆斯林听众所理解。因此，我请大毛拉·阿布尔·卡兰·阿沙德给我找一个别的相当的字眼。他建议采用“巴—阿曼”这个字；至于不合作，他建议用“塔克—伊—玛瓦拉特”这几个字。
就这样当我还在忙于为不合作搜索适当的印地文、古遮拉特文和乌尔都文的字汇时，我便被请去为这个多事的大会草拟一个不合作的决议。在原来的草案里，我把“非暴力”这几个字漏掉了。我把这个草案交给和我同车厢的大毛拉·绍卡特·阿里，而没有注意到这个疏忽。到了夜里，我才发现这个错误。第二天早晨，我送一封信给摩诃德夫，请他在草案付印以前把它改正过来。可是我有一个印象，草案还没有更正以前就印好了。提案委员会当晚就要开会讨论，因此我不得不在印好的草案上作必要的改正。后来我才明白，如果我没有预先把草案准备好，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其实我的苦处还不止于此。我还完全不知道谁会支持这个决议，而谁将加以反对。拉拉吉的态度究竟怎样，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只看到久经锻炼的战士们正云集于加尔各答，其中有贝桑特大夫、潘迪特·马拉维亚吉、维加耶罗伽华恰立先生、潘迪特·莫迪拉尔吉和德希班度等人。
在我的提案里，不合作的目的只不过是要为旁遮普和基拉法的错误得到伸雪。然而这一点维加耶罗伽华恰立便不以为然。“如果要宣布不合作，为什么要提到一些具体的错误呢？没有自治权正是我国所忍受的最大的错误；不合作的矛头应当指向这一点才对，”他这么说道。潘迪特·莫迪拉尔吉也要把自治包括在决议中。我立刻接受了这个建议，把自治的要求也加入我的议案中。这个决议案经过充分的、认真的、多少有点争吵的讨论才通过。
莫迪拉尔吉是第一个参加这个运动的人。我还记得我和他曾经亲切地讨论过这个决议案。他提出的一些文字上的修改，我都一一接受了。他答应把德希班度争取过来参加这个运动。德希班度的心是倾向于这个运动的，可是他怀疑人民实现这个计划的能力。直到拿格埔大会的时候，他和拉拉吉才全心全意地接受这个运动。
在这次特别大会上，我特别深切感到罗卡曼尼亚去世的损失，我直到现在还坚信，如果他当时还活着，他在这次会议上一定会给我很大的帮助。而且，即使并非如此，如果他也反对这个运动，我也会对他的反对表示敬意，从中吸取教育，得到好处。我们总是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从来没有伤过感情。他始终使我相信，我们彼此之间的交情是极为深厚的。就是现在我执笔写这几行的时候，他逝世的情况，依然历历在目。大约是在一个夜半时分，当时同我一起工作的巴特华昙打电话通知我说，罗卡曼尼亚去世了。当时我正被许多同伴所包围，我不知不觉地喊出来：“我最坚固的堡垒垮了。”不合作运动当时正处于高潮，而我正热烈地希望得到他的鼓舞和启发。他对于不合作究竟会采取什么态度，永远是一个令人猜测的问题，而且谁也猜不透。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时出席加尔各答大会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沉重地感到他的去世所遗留下来的空虚。在那民族史上千钧一发的危机中，大家都感到缺少了他那深思熟虑的意见。
第四十三章 在拿格浦
加尔各答特别大会所通过的决议，还得在拿格埔的年会上加以肯定，在这里，又象在加尔各答一样，也有无数旁听者和代表们赶来。参加大会的代表人数那时还没有限制。结果，据我所记得的，出席这次会议的人数竟达一万四千名之多。拉拉吉极力主张把抵制学校的条文略加修改，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同样地，德希班度也提出一些修改的意见，以后不合作的决议案便被大会一致通过了。
关于修改国大党党章的决议也要在这次大会上讨论。小组委员会的草案在加尔各答的特别大会上就已经提出来了，因此这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讨论。这一次要在拿格埔大会上作最后的决定。大会的主席是西·维加耶罗伽华恰立。提案委员会只对草案作了一个重要的修改就通过了。我记得我在草案中曾将大会代表的人数规定为1，500人；提案委员会把这个数字改为6，000人，我认为这个增加是出于匆促的判断，而这几年的经验更证实了我的看法。我以为那种认为代表人数众多就有助于大会的进行，或者就能维护民主原则的想法完全是一种空想。一千五百名代表，对人民的利益极为关心，心胸宽广而诚实，无论如何总比随便选出来的六千名不负责任的人更能够维护民主。要维护民主，人民必须对独立、自尊和团结特别关心，而且必须坚持挑选那些善良而诚实的人做他们的代表。然而迷恋于代表人数的提案委员会，实际上会使得人数超过六千人。所以六千人的限制实在具有妥协的性质。
国大党的宗旨成为大会热烈讨论的一个题目。在我所提出的党章里，国大党的宗旨，如果可能的话，是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达到自治，如不可能，则脱离不列颠帝国而自治。大会上有一部分人要把党的宗旨只限于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自治。这一部分人的意见是由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和真纳先生提出来的。然而他们没有得到很多票。党章草案再一次提出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仍将是和平的和合法的。这个条件也引起了反对，反对者的意见是说在党章中不必规定应当采取什么手段，大会经过一场有教育意义的和坦率的讨论以后，仍然维持原议。我认为如果这个党章是由人民真诚地，理智地并且热心地订出来的，那就将成为进行群众教育一个有力的工具，而制订这个党章的过程本身就会给我们带来自治。然而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就有点不相干了。
关于印—穆团结，取消不可接触制度和土布的决议也都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从此国大党的印度教徒党员便负起了从印度教中消除不可接触制度灾祸的责任；国大党也由于提倡土布而和印度的“骷髅”建立了生活上的联系，大会通过了为基拉法进行不合作的决议则是国大党为了促使印—穆团结所作的一个重大的实际尝试。
告别
现在该把这几章告一段落了。
我从此以后的生活便完全公开了，差不多没有什么事情是人们不知道的。而且，从1921年以后，我在工作上同国大党的领导人有着那么密切的联系，所以我在描述此后生活中的任何事件时，不能不提到我同他们的关系。今天，史罗昙纳吉、德希班度、哈钦·萨希布和拉拉吉虽然已与我们永别了，我们很幸运地还有很多其他老练的国大党领导人同我们在一起生活和工作。国大党的历史，自从有了我上述的重大改变以来，依然还在创造的过程中。而我在已往七年中的主要体验，都是通过国大党进行的。因此，如果我要继续描述我的体验，我便不能不提到我同这些领导人的关系。而这一点我是不能这么做的，即使是为了礼貌的缘故，至少在目前是不能这么做的。
最后，我对于现在所进行的试验，还不能下确切的结论。因此，我觉得把我的叙述就此结束，很明显是我的责任。事实上我的笔已经本能地拒绝继续往下写了。
我不得不向读者告别，心里自然不无感触。我对自己的体验有很高的评价。我不晓得我是否能够公正地对待这些体验。我只能说，我为了忠实的描述，从来不敢马虎将事。把我所感觉到的和我所确切得到的结论，据实刻画出来，一直是我孜孜以求的。这种尝试给了我心理上一种无法形容的宁静，因为我的宿愿就是要使动摇的人皈依真理和非暴力。
我的一贯经验使我确信，除了真理以外，没有别的上帝。如果这几章的每一页没有向读者宣示实现真理的唯一办法就是非暴力，我就会觉得我写这本书所费的心血全都白费了。即使我在这方面的努力没有收到什么效果，读者也应当明白，过错在于方式而不在于原则。我对非暴力的追求，不论是多么诚挚，究竟还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因此，我在一瞬间所瞥见的一点真理，很难把它的无法形容的光辉宣泄于万一，这光辉的强烈，实百万倍于我们日常亲眼看见的太阳的光辉。其实我所抓到的只不过是这个伟大的光明的最微弱的一线而已。然而我可以保证说，根据我这一切体验的结果，只有完全实现了非暴力的人，才能完全看到真理。
要和普遍的和无所不在的真理的精神面对面地相见，人们必须爱护最卑微的生物，一如爱护自己，而一个有志于此的人，便不能对生活的任何方面采取超然的态度。这就是我追求真理而不得不投身于政治的缘故。我可以毫不迟疑地，并以最谦逊的精神来说，凡以为宗教与政治无关的人，其实是不懂得宗教的意义。
如果不进行自我纯洁的工作，要和每一件生物合为一体是不可能的；没有自我纯洁，要遵行非暴力的法则也必然是一种梦想；一个心地不纯洁的人，决不能认识上帝。因此，自我纯洁必须包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的纯洁。而由于纯洁是富有感染力的，个人纯洁的结果必然使周围的环境也纯洁了。
然而自我纯洁的路程是艰难而崎岖的。一个人要达到完全的纯洁，就必须绝对摆脱思想、言论和行动中的感情；超越于爱、憎、迎、拒的逆流之上。我知道我自己还没有达到这三方面的纯洁，虽然我在这方面一直进行着不倦的努力。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的赞誉不能使我动心，有时反而使我难过的道理。在我看来，克服微妙的情欲比用武力征服世界要难得多。我自从回到印度以后，总感到情欲一直在我的内心潜伏着。这一种感觉使我感到惭愧，但是并没有使我气馁。这些经验和尝试使我得以支撑下去，并给我以极大的快乐，然而我知道我的面前还有一条艰难的道路。我必须把我自己降为零。一个人若不能自动地在同类中甘居末位，就不能解脱。非暴力是最大限度的谦让。
在和读者至少作暂时的告别的时候，我请读者同我一起向真理的上帝祈祷，求他赐给我思想、言论和行动中的非暴力的恩典。
甘地年谱
1869年10月2日 生于印度南部卡提亚华邦波尔班达城，即苏达玛普里地方。
1876年 随父迁居拉奇科特。入小学读书。同嘉斯杜白订婚。
1881年 就读于拉奇科特阿尔弗烈德中学。
1882年 与嘉斯杜白结婚。
1885年 父亲逝世，享年63岁。
1887年 中学毕业，升入巴弗纳伽城沙玛尔达斯学院。因学习困难辍学回家。
1888年9月 赴英就读于伦敦大学，攻法律。遗妻、子于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