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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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名。事毕再由公等演说推戴及催促大皇帝即位之事，可用国民代表名义委托代行立法院为总代表，即将预拟之国民代表致代行立法院电稿，交请各代表赞成。”11月7日又电：“某国近藉口中国人心不一，恐有变乱，强拉英俄随同劝告，此事万无缓办之理，各省票数全体推戴齐至时，政府自当稍取委蛇逊让态度，以表示重视邦交之意，而在国民一方面，则宜表示决心，有进无退，使外人见我万众一心，则日之劝告自归无效而消灭矣，此事务须万分秘密。”
关于收买代表用款：
国民会议事务局10月29日发密电：“前次电达以后，尊处用款有无窒碍情形，统希随时密示，本局谨当竭诚相助，以便尊处放手办事。”
关于销毁密电：
国民会议事务局10月11日发密电：“京外官署往来密商之件，实为治乱安危所系，设或稍有泄漏，转蹈事机不密之嫌，而事关国本，密件若传于道路，尤恐贻政治历史之污点，此节对内对外，动关国家威信，务望特派亲信人员，严密保管。”12月21日又电：“此项电文无论如何慎密，终贻痕迹，倘为外人侦悉，不免妄肆品评，更或史乘流传，遂留开国缺点，中央再四思维，以为不如一律查明烧毁。”“为此，电请贵监督凡关于此次国体问题一应文件，除法律规定应行存案者外，无论中外各地方所来公私文电信函一律查明，由贵监督眼同烧毁……并于烧毁后将烧毁件数电知本局，以便查核”。“万望赶速慎密办理”。④
袁世凯张口讲道德，闭口谈民意。这些密电的公开，使人们认清了他所谓的“道德”、“民意”究竟是什么货色。正如当时梁启超所指出的：“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举凡国内国外明眼人，其谁不知者。”“此次皇帝之出产，不外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由一人在幕内牵线，而其左右十数嬖人蠕蠕而动；此十数嬖人者复第二线，而各省长官乃至参政院蠕蠕而动；彼长官等复牵第三线，而千七百余不识廉耻之辈冒称国民代表者蠕蠕而动。”⑤这是对袁世凯窃国称帝最生动的写照。
12月13日，袁世凯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他身穿金光耀眼的大元帅服，面南立于龙案左上方。中下等身材，团肩巨腹，眼里闪露出不平常的诡怪的凶光。百官面北而立，战战兢兢地向他行三鞠躬礼，高呼“万岁”。礼毕，他颁发了一道禁止反对皇帝的严令，文中模仿帝王的口气说：“近以国民趋向君宪，厌弃共和”，“举国一心，势不可遏……予又何敢执己见而拂民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往藉所垂，于顺天逆天之故，致戒甚严。天不可见，见于民心，断非藐藐之躬所能强抑。”袁世凯把自己说成是无可逃避的天运民心所选定的人物，然而他内心却十分空虚，对革命民主派于12月5日在上海所发动的武装起义（详见本章第四节）犹有余悸，所以在这个申令里，又凶相毕露地威胁人民说：“因思宵小佥壬，何以蔑有？好乱之徒，谋少数党派之私权，背全体国民之公意，或造言煽惑，或勾结为奸，甘为同国之公敌，同种之莠民，在国为逆贼，在家为败子，蠹国祸家，众所共弃。国纪具在，势难姑容，予唯有执法以绳，免害良善”，最后还严令“各省文武官吏剀切晓谕，严密访查，毋稍疏忽”。⑥这就是说，谁要反对他当皇帝，谁就是“公敌”、“莠民”、“逆贼”、“败子”，他就要把谁无情地推进血泊里。
袁世凯一边恫吓人民，一边滥授爵位，广布恩德，以拉拢庞大的军阀官僚阶层，扩大新王朝的统治基础。15日，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表示不接受。20日，以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各颁嵩山照片一桢，均许不称臣。袁世凯对于自己的文官武将一向是很慷慨的，21日和23日，两次特封公、侯、伯、子、男共一百二十八人。受封者大都是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及师旅长等握军政实权者；一等公有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还有被他毒死的赵秉钧也被追封为一等忠襄公。二等公有刘冠雄。一等侯有汤芗铭、李纯、朱瑞、陆荣廷、赵倜、陈宦、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一等伯有张锡銮、朱家宝、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恩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雷震春。一等子有朱庆澜、张广建、李厚基、刘显世、陈光远、米振标、张文生、马继曾、张敬尧。二等子有倪毓、张作霖、萧良臣。一等男有许世英、张怀芝、何宗芝、潘矩楹、龙觐光、陈炳焜、卢永祥、江朝宗、徐邦杰等三十七人。二等男有王祖同、王怀庆、刘存厚、周骏等十九人。三等男有何丰林、臧致平、马福祥、李长泰、杨以德等三十人。还有一、二等轻骑都尉世职七十人。此外又封孔丘七十六代孙孔令贻仍袭衍圣公，并加郡王称号。
为了取得满族王公亲贵的支持，袁世凯申令原清帝退位优待条件永不变更，将来写入宪法；又派皇室溥伦为参政院院长，代替久已不到院的黎元洪；甚至试图和清皇室联姻，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废帝溥仪。清皇室满心嫉妒、怨恨，但敢怒而不敢言，被迫发表声明，拥护他当皇帝，还准备让出皇宫，迁往颐和园。
12月19日，袁世凯下令设立登极大典筹备处。事实上，登极的准备工作早在10月下旬就开始了。政事堂礼制馆早已将皇帝登极、臣下朝贺、祭天祀孔、临朝仪仗等礼制拟好。在仪礼方面，袁竭力表示自己是一个开明君主，申令臣下谒见时免除跪拜礼，后宫选拔女官服役，禁用太监。对于筹备工作，他指示各部院说：“务以简略撙节为主”，“用副归真返璞，轸念民生之至意”。⑦然而，据当时报纸所载：登极大典预算竟达五百九十余万元，仅购制龙袍、龙袜、宝座、玉玺等御用品就花费了二百多万元。这就是他“轸念民生”的最好注脚。
12月31日，他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又发行了一种纪念金币和银币：一面以他身着海陆军大元帅服的头像作为图案，一面以象征封建帝王的“龙”作图案，并有“中华帝国”“洪宪纪元”八个大字。此外，册封皇后和嫔妃、立皇储以及选拔女官等项皇家事务也着忙进行，计日程功，只待择吉日嘉冕登极了。
洪宪帝制是袁世凯反动政治逻辑的必然结果。但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却和他的主观愿望相反，当他倒行逆施达到顶点之日，也正是反帝制的战火燃遍全国之时。
注释：
①《政府公报》，1915年12月12日。
②同①，1915年12月13日。
③同②。
④黄毅：《袁氏盗国记》上篇，页90至119。
⑤梁启超：《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9册，页99、100、103、104。
⑥同①，1915年12月14日。
⑦同①，1915年12月15日。
反帝制怒潮高涨及护国战争爆发
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民主主义的思潮不断高涨，逐渐地成为历史潮流，任何人也无法改变这个潮流的总趋势。以袁世凯为头子的一小撮封建专制主义者，打着“救国救民”的幌子，推行帝制，表面看去声势颇为煊赫，实际上，他们是非常孤立、非常虚弱、非常不得人心的。
对于广大人民来说，洪宪帝制是一场深重的灾难：不仅政治权利被剥夺得干干净净，经济上也受到一次洗劫。据当时人们统计，帝制运动共挥霍六千余万元，约相当于1914年全国田赋的总收入。①实际上，大大超过这个数字，据1916年9月16日《申报》载：财政部调查帝制耗款，达六万万元有奇。如此一笔巨款，都是从全国各阶层人民身上榨取来的。
如中国历史上暴戾贪狠的专制帝王一样，袁世凯毫不关心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却挖空心思地横征暴敛。在他的统治下，除照收前清的苛捐杂税外，又接连发布各项新税则，如印花税法、验契条例、贩卖烟酒特许牌照条例、所得税条例等。1914年春，他公布“规复旧税文”，命令“将旧税速速恢复，新税一一进行”；还告诫各省官吏，务必“实力奉行”，“不可沽名钓誉，亦不可畏难苟安”。②当年开办验契税，规定“无论卖契典契，每张缴纳查验费一元，注册费一角”。③并预计一年之内搜刮二千万元。1914年底，又下令清丈全国地亩，扩大田赋收入，打算从1915年，每年田赋增收三千万元。同时，在广东等地实行鸦片专卖，刮得二千多万元。此外又通过加征货税、发行公债和强取“爱国储金”等，无情地刮取民脂民膏。“浩劫空前，人心思乱”。广大人民不能再沉默了，于是纷纷奋起捍卫自己的利益。所以，袁世凯在其筹备帝制之时，已经播下了他失败的种子。
从1914年至1916年夏，全国各地抗捐抗税的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自验契税公布后，各地人民多拒绝呈验，到1914年7月规定截止之期，“各省报解者尚属寥寥”。袁世凯不得不一再批准延期，并多次严令各地县知事加紧征收，他说：“各省验契为目前筹款大宗，并为人民确定之权利……征收不力，殊属有亏职务。”④而且处分了一批征收不力的县知事。在他的督催下，各地县知事便“大张旗鼓，派差勒收”，以致逼死人命，激起人民猛烈的抵抗。在山东乐安和栖霞、直隶临榆、山西盂县、甘肃庆阳和宁县、河南洛宁等县先后都发生农民聚众抗验契的斗争，甚至焚毁县衙，杀死知县。
各地反对清丈地亩的斗争，比抗验契税更为激烈。东北三省几乎“无县无之”，⑤奉天省海龙、东丰和西安等县规模最大。海龙县农民数千人入城，包围县署，迫使县知事停止清丈。山东肥城数千农民进城，“将县署及四乡清丈局四处焚毁”。⑥这些反抗斗争尽管是自发的、分散的，但却是有力的，而且也是有成效的。如直隶易县农民结成“山北社”，捣毁“清丈事务所”，涞水、涿县、房山、固安等县农民群起响应。袁氏闻讯，急忙于1916年5月24日下令“将近畿清丈和清查田亩各事宜，暂行停止”，各省也“一律从缓办理”。⑦
1913年前后，袁世凯曾把民生凋敝归咎于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捣乱”“破坏”，并向城市资产阶级许愿发展工商业。资产阶级一般群众一时也把袁政府视为自己的保护者。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和正常地经营工商业，所需要对付的敌人已经不是袁所说的“乱党”，而是耀武扬威的北洋军阀、敲骨吸髓的税吏和作恶多端的密探警察，他们“以新税之复杂繁苛，奔走诉其哀怨”。⑧对帝制更公开表示不满。袁世凯虽然能用力压迫各地商会上书劝进，然而，除天津、北京与北洋财团有密切关系的少数大资本家（像以经营瑞蚨祥和织造洪宪龙袍而著名的山东孟家财团等）以外，他并未能得到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