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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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学堂，除讲武堂、军医、马医学堂在天津，宪兵学堂在大沽（后迁北京），其余都在保定。当时保定是全国最大的陆军训练中心。袁世凯先后派冯国璋、段祺瑞“常川驻保”、“督理北洋武备各学堂事宜”。西太后曾于1903年4月亲自到保定视察。袁世凯身穿黄马褂，头戴珊瑚顶孔雀翎，率领全体学生一千多人跪于路旁迎接。西太后赏给教习和学生每人银牌一枚，以示恩慰。
袁世凯一贯认为，“治军之道，首重训兵，其次练兵，训以开其智识，固其心性；练以增其技艺，增其材力”。＇2＇所以，他和小站练兵时期一样，始终把学生和士兵进行反动的政治灌输放在第一位。他指令各营设随营学堂或“讲堂”一所，由官弁定期给士兵上课，讲“圣谕广训”、“忠孝经”及“军人精神谭”等。＇3＇各陆军学堂明文规定“忠君尊孔”，而且都有礼堂一所，供奉西太后、光绪帝及文武圣牌位，“每逢皇太后，皇上万寿圣节”和“文武圣诞日”，以及开学和毕业之日，“总办率领各员生衣冠诣礼堂行三跪九叩礼”。＇4＇课程设置也是“以圣教为宗，以艺能为辅”。除军事技术课外，“古人嘉言懿行”、“圣谕广训”、《左传》、《春秋》都列为必读的“修身课”。还明令禁止进步思想，规定学生“不得妄议时政，私著邪说，结党聚会”，甚至“新闻报纸闲书杂志”不经允许也不准携带。袁世凯企图用腐朽不堪的封建意识，把学生的思想禁锢起来，使他们既有一个顽固不化的头脑，又懂得近代的军事技术。
注释：
①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23，页1。
②《陆军速成学堂章程》，见故宫练兵处、陆军部军学司档。
③据练兵处奏定的新军官制，军衔分为三等九级，有协军校（把总、七品）、副军校（千总）、正军校（守备）、协参领（都司）、副参领（游击）、正参领（参将）、协都统（副将）、副都统（总兵）、正都统（提督、从一品）。
④详见《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同学录》，1919年印。
⑤《宪兵学堂章程》，见同②。
⑥同①，卷39，页3。
⑦《北洋陆军讲堂章程折》见同②。
⑧同⑥
⑨《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五日。见同②。
⑩《北洋军官学堂试办章程》，见同②。
＇1＇同⑨。
＇2＇《练兵处奏定陆军营制饷章》，《东方杂志》，第2卷，第2期。
＇3＇《陆军第五镇钞呈教育计划草案》，见同②。
＇4＇《北洋速成学堂章程》，见同②。
北洋军和日本帝国主义
近代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任何一个政治或军事集团的出现，都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政策密切相关。北洋军事集团的崛起更不例外。
1900年，义和团运动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美国所倡议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于辛丑条约签订时得到列强的公认。自此以后，列强之间关于中国的条约和协定无不标榜这一原则。这种侵华政策上的变化，当时国内外都有人称之为“保全政策”或“保全主义”。所谓“保全”，当然不是要使中国独立，拥有全部主权。实际上，这个政策一方面意味着列强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渗透，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列强迫切需要在封建统治阶级中扶植起愿意而又有能力维护其侵略权益的代理人，以巩固半殖民地的社会秩序。在列强所物色的对象中，袁世凯适得其选。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大都企盼袁世凯能做他们利益的赞助者，并都给袁氏以有力的支持，其中以日本最为突出。原来，自镇压义和团运动以后，日本与英国结成联盟，在列强中逐渐取得侵华优势，尤其是日俄战后，它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开始确立，便以“保全主义”为幌子，以遂其蚕食、进而鲸吞中国的野心。它极力把侵略势力渗入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而且把北洋地区（包括东北和华北）视为侵占整个中国的前进基地，表现出极大的“兴趣”。20世纪初年，日本在华顾问教习人数讯速增长，在直隶者一直多于其他省份：如1901年26人，直隶占13人；1904年末218人，直隶占85人；至1908年4月555人，直隶占174人。当中国各省开始编练新军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控制中国的新军。日本参谋本部派神尾光臣、宇都宫太郎、福岛安正、田村怡与造等将领先后来中国游说，劝诱中国派陆军留学生和聘请日本顾问及教习。在东京还专为中国留日陆军学生设立振武学校（由成城学校武科扩建），作为入日本士官学校的预科。同时，派出大批军官到中国各省充当练兵顾问或陆军学堂教习、总教习。1902年日本参谋次长田村怡与造专程到保定拜访袁世凯，接洽所谓“中日军事合作”。同年10月8日日本参谋总长大山岩对前来中国的军官发出特别训示，要这些人“努力工作”，在上层“以实力培植亲日势力”，并说这是日本“对华政策的百年大计”，“最有希望的事业”。①日本不仅企图控制中国新军训练，同时要限制它的发展，使其保持只可以镇压中国人民的程度，而不至于威胁日本的安全。
为适应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侵略政策的需要，袁世凯扩编北洋军，和他举办的各项新政一样，主要依靠日本势力。袁世凯日益增长了一种信念，即认为日本人在近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比西方列强的办法更切合中国的实际，而且延聘日本教习、顾问花钱少，日本陆军原是仿照德国陆军建立的，它的一套军事制度更适合曾受过德国教官训练过的北洋军。1902年3月，他从武卫右军随营学堂中一次选拔五十五人派赴日本留学，以培养所谓“高级将材”。1907年，又陆续派出留日学生近百名。这些学生回国后，大都担任重要军职，如，孙传芳、卢香亭、杨文恺、周荫人、吴光新、卢金山、潘矩楹、张树元、刘询、贾德耀，周文炳、李成霖、孙国英、王金钰、徐树铮、唐之道、姜登选、陈文运、曲同丰、傅良佐、毛继成、廖宇春等。此外他还把1899年由北洋选送的留日陆军学生陆锦、蒋雁行、张绍曾、贾宾卿、王廷桢等，延揽至军中，委以重任。对非北洋保送的留学生，袁一般不予重用。
1902年1月，袁世凯高价延聘日本军官立花小一郎（步兵少佐）为练兵顾问，以后又让他兼军政司参赞军政会议议员。9月又延聘金竹弥三彦（炮兵大尉）为军政司参谋处顾问，嘉悦敏（骑兵大尉）为军政司教练处顾问，中川文昱为兵备处顾问。1904年9月立花等人回国后，袁又聘请坂西利八郎（步兵中佐）为练兵顾问兼北洋督练公所总翻译官，野涕吾（步兵中佐）、沓谷辅（步兵少佐）和牧野田彦松等为翻译官。同时，每一个学堂都聘请日本总教习或教习，例如：
将弁学堂总教习多贺宗之（步兵少佐），副总教习井上一雄（工兵大尉），教习傅在田，翻译官岩田义辉（炮兵大尉）。
速成学堂教习有：近藤义策（辎重兵大尉）、黑川教藏（骑兵大尉）、木堂直枝（炮兵大尉）、郡司厚。翻译官安藤虎男。另外，1904年8月将弁学堂停办后，多贺等人也都转入这个学堂。
讲武堂教习有：鹫见荣治（步兵少佐）、渡濑二郎（炮兵中尉）、龟井甲子藏（步兵少佐）。
军官学堂总教习为寺西秀武（步兵少佐）。教习有：中村正一（工兵大尉）、间室直义（炮兵大尉）、樱井文雄（步兵大尉）、守永弥次（步兵大尉）、纳富四郎（陆军特务曹长）、多熹多大治郎（炮兵大尉）、崎一郎（骑兵军曹）、井山谦吉（工兵大尉）、渡边辰（工兵大尉）、宫内英熊（骑兵大尉）、山逸也、雨森良意（三等军医）。翻译官中岛比多吉、田冈正村、西田龙太、平山武清、山根虎之助。
宪兵学堂教习有梅津正德（宪兵少佐）、藤林富（宪兵特务曹长）、东元三郎。翻译官高桥寅治（陆军录事）。
军医学堂总教习为平贺精次郎（兼袁世凯的卫生顾问）。教习有味冈平吉、宫川渔男、我妻孝助、高桥刚吉、藤田秀太郎、三井良贤、鹰巢福市。
马医学堂总教习为野口次三郎，教习有原保熊、伊藤浪三、浅见正吉、中田醇。
经理学堂教习大坪恭三（陆军一等主计）。②
这些日本顾问和教习，不少人长期和北洋军阀集团保持密切关系，有的还成为所谓“中国通”。在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的过程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如立花小一郎、坂西利八郎、寺西秀武、山根虎之助等。
在这些军事顾问的指导下，北洋军一切都模仿日本陆军，不仅军制照搬日本的，所练操法也由德国操改为日本操。北洋军中所谓“左肩枪换右肩枪”就是指这个改变。各种学堂也都是以日本同性质的学校为楷模，如速成学堂仿照士官学校，经理学堂仿照东京经理学校。所用军事技术教材，大都是翻译日本的课本，经理学堂的毕业生甚至还要到日本驻北京的侵略军中去实习。
北洋军所用的武器，除袁世凯创办的德州机器局仿造一些快枪子弹外，绝大部分枪炮子弹都靠外国进口。1903年，袁世凯一次就从日本进口步枪、马枪一万四千杆，手枪六百五十支，各种炮六十四尊，以及大批弹药等，共值银一百二十万两。这些事实说明袁的北洋军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
注释：
①日本参谋本部档案，参外第201号第一·极秘。见南里知树编：《近代日中关系史料》第2集，东京龙溪书舍，1976年版。
②故宫陆军部军学司档。
北洋军的地位及其本质
据练兵处和陆军部的档案资料统计，北洋六镇官兵实额约有六万八千人，加上北洋各陆军学堂的学生总计也不过七万人。但是，它在当时清军中却占极其重要的地位。
首先，看它在全国新军所占的地位。清政府于1904年定出分省限年编练新军三十六镇的庞大计划，但到1911年清朝灭亡前夕，只编成十四个镇和十八个混成协，总计十七万余人。北洋六镇约占三分之一。而且，北洋六镇以外的北方新军，如江北第十三混成协，河南第二十九混成协，奉天第二十镇等，或是由六镇派生出来的，或由北洋军官训练编成的，直接或间接也受袁世凯控制，事实上在北方形成了一个以袁氏为统帅的庞大的军事集团。而南方新军，如湖北第八镇及第二十一混成协，江苏第九镇，福建第十镇，云南第十九镇等等，原则上都是各省督抚自行筹饷督练，饷缺械少，零星分散，操法也不尽一致，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军事集团。而且，由于许多革命党人潜入军中，甚至担任了重要军官，他们传播民主革命思想，鼓动新军不断起义。清政府对南方新军的忠诚极表怀疑，从而更加重视北洋六镇。
其次，从新旧军的比较来看。1905年后，从全国范围说，旧军主要有满八旗、绿营和巡防营三大类。满八旗共二十五镇，号称二十五万，实际仅十八万三千人，分驻于北京、南京、广州、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