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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新中国近代史-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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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厂、米厂、屠宰厂和罐头厂。然后,我将全部的股份分配给新军官兵,并叮嘱他们不要出售,这是给他们将来养老的。跟着我这个都督,管的严格,是没有办法发财了。但是,也不是人人都有才能,可以当官,我怎么也不能让他们落个没下场。这也就是我给他们,安排的一条后路。起码,将来也可以过过中产阶级的小康生活。
  其实,股份并不是很多,新军的普通士兵只有万分之一的股份。现在换成钱,不过相当于几十块钱,都值不到一百块钱。但是,日后的升值潜力,才是重点。我干脆命令:十年之内不得出售,如果缺钱了可以来找我——我军事秘书黄侗,也是新军出来的,有我的话,新军官兵要见我,是不成问题的——这些家伙,执行命令,我还是很放心的。
  来福食品公司的增值潜力,是百分之百,千真万确,理所当然的。从历史渊源说,来福食品公司一直是新军的主要食品供应商;从人脉背景说,三总司的大头,以及军中的主要官员,都是来福食品公司的股东。如果这还不够,还有我这个幕后黑手。而且欧战时,需求量最大的就是军需品和农产品。各位,这样的公司不挣钱,那还有什么公司能够挣钱?
  尽管有这么硬的关系,来福食品公司对食品卫生和产品质量仍然有着很高的要求。废话,自己做,自己吃,要是还唬弄,那是有病。再说,我对此一向要求严格,跟我一段时间后,人人皆知,谁也不想找不痛快。所以,安庆来福食品公司十分注重产品质量,严格检验、检疫管理和食品卫生,决不以次充好。比如说,像用马肉、猪肉充牛肉这样的事情,决不会在来福发生。来福食品又十分重视市场的开发,和产品的口味的正宗,不惜重金研究,先后取得了福离集香鸡、德州扒鸡、西式火腿、午餐肉、熏肉肠、腊肠、火腿肠等一系列食品的工艺和配方。
  后来,凭借着优良的品质,低廉的价格,纯正的口味,在几年欧战中大发横财,资产暴涨数百倍。到二十年代,安庆来福食品公司已经成为闻名全国,享誉欧美的食品生产商,也是中国最大的集团公司之一。带动了一大批人,将资金投入到食品加工业中。在二十年后,中国十大食品公司中,有六家是安徽企业,来福食品排名第一。无论是资产,还是品牌信誉,都名列榜首——其商标是一只憨态可掬的黄色大狗——藏獒。
  第20章
  民国元年3月,德国公使哈豪森要求开始铁路的勘测工作。眼看没有办法再推迟,我在议会宣布了我所签署的一系列协议。呃,这个,我得如此形容,结局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我先在民生党内部先宣布了协议,并取得了谅解。这回,我没有作出让步,温和一点不是坏事,但软弱就不好了。加入了我民生党,总要为民生,嘿,为我做点事情吧。再说,不如此,安徽怎么可能有足够的资金,来发展建设。风险与利益成正比,董氏承担了风险,自然要取得收益。况且,董氏已经为安徽的损失,作出了补偿。在我的强力支持下,民生党统一了思想,议会最终确认并通过了该协议——协议终究是对安徽有利的,大部分风险由皮特·董承担了——至少表面上如此。
  现在,每个人都知道,皮特·董是我堂弟了^…^。
  随后,安徽新军与九江军政分府爆发了军事冲突,我与同盟会算是彻底翻脸了——我是这么以为的——后来,南京政府又想方设法向我要钱,倒让我又糊涂了。但是,我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要钱没有要命也没有。即使张孝准通过蒋方震来找我——别人的面子不给,蒋方震的面子也得照顾,我就私人赞助了十万圆安徽票。蒋方震无可奈何之下,只能冲我翻白眼。
  安徽省军政府的财务制度与国内大不相同,财政厅是最先健全的部门。财务制度完全是照搬欧美的财务制度,比较正规——不要说我崇洋媚外,我听说的新闻,看到的报道都是这么说的。而且,在当时,欧美的财务确实与现代财务制度类似,我在美国开过公司,回国可没干过,所以如此照搬,自然而然。
  前次同盟会来要钱,我在议会里算了一笔帐:
  “安徽光复时,得到资金共计2200万元,根据协议得到4亿圆,总计42200万圆。民国元年,免除苛捐杂税,农税,省内厘税,预计全年税收200万圆。
  至民国元年年底的支出,小学教师10万人,每年薪金3000万,加上中学大学教师薪金共2500万,学生360万的补贴及奖励1800万(因为有大批学校是年中建的,预计来年将达到3000万),学校及图书馆的建设费用1800万,安徽省教育投资总共9800万;武器弹药军舰及生产设备5000万,新军薪金3500万,军校等600万,军费开支共9100万;道路、码头、水电等公共设施4500万;水利……淮河1500万;铁路2000公里(1912~19131:12000万)6000万;政府开支400万;总计30600万。
  也就是说,民国元年年底安徽省将会剩余资金11800万。看起来不少,那么民国二年的开支如何?教员薪金及学生补贴不能少,是8500万;新军薪金和军校费用也不能少,4100万;政府开支只会增加,就算还是400万;淮河二期工程1200万;铁路建设6000万;就算来年的税收大幅度增加,也不可能达到两千万,预计在一千万几百万,也就是说,明年,安徽至少要有二、三千万的亏空。
  ……”
  于是,议会直接将南京的无理要求否决了。当时,蒋方震也在场。
  这自然是敷衍塞责,实际是会少一点。但蒋方震也知道,我素怀大志,与同盟会理念不同,素来瞧不起“乌合之众”的同盟会,自然不会把钱花在这里。而且,我这个人颇为‘势利’,要花钱的地方极多,没有意义的钱,一文都不想花。
  “酒色红人面,财帛动人心”——接下来的日子里,南京、北京一致向我要钱。四亿是多少,我不好形容。但是,袁的善后大借款,也没有这个数目。可以想象,南北方是多么的想得到这笔钱。
  总之,袁方来人,我称“是是是”;同盟会来人,我说“好好好”。反正要钱没有,调动不行。
  随后,就发生了黄焕章事件。
  九江军政分府的黄焕章是个庸劣异常之人,他所部2000人是新近招募来的洪江会会徒,军纪很坏。3、4月间,不知是因为报复‘严打’,还是其它原因。屡次进犯我小姑山地区,烧杀劫掠,无恶不做。我遂谴王泽率一师劲旅——其实也就是训练半年的新兵,及安庆水军,围攻九江。同时,我通电全国,称黄部为土匪流寇,声称“不交出黄焕章部,誓不罢休”。并不顾南京的调解,日夜攻打,迫使九江马毓宝交出黄焕章,确认后当场予以击毙,安徽军方才退军。
  此后,各省军队无有敢犯安徽者——时安徽新军以红地有翼白虎为帜,有人遂称安徽新军为“疯狗军”。
  接下来,我通电全国,公布了《安徽地方自治草案》,宣布自治中立。这就是著名的“安徽自治事件”。我在通电中宣布“安徽实行地方自治”,“南北方军队不得通过安徽,战事概与安徽无关”,“安徽保持中立,人不犯安徽,安徽不犯人,敢犯安徽者,不死不休”,等等。并公布了安徽资金的使用计划,“减免税收”,“普及教育”,“土地改革”,“实业建设”——这些都是有具可查的,安徽大招募,谁都知道。最后,我宣称,“近日诸君吠吠,无非意在安徽筹集之资金。然安徽所筹集资金,皆以安徽为本,用于安徽的建设,方为正理。董崇文提兵十万在此,南北诸君欲取,径可前来,何必吠吠乎”。
  我这是直接说了,眼红安徽有钱不是,提兵来战就是,叫什么叫?南北方一时失声,再吠起来就更厉害了,不过,此时此刻乃是御用文人的笔墨官司,安徽又不是没有御用文人,此事已无干大局。
  趁此机会,我大力推广安徽自治运动,把安徽人的注意力,从土地问题上,转移一下,“土地”这事是最让人焦头烂额的。至于,南北方的问题,反而不大。为什么?其实南北方都没有足够的实力,也就是没有钱,在现在发动战争。战争吞噬金钱的速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再用善后大借款做例子,总数高达八、九千万大洋的资金,在二次革命的短短几月内,就花掉大半。现在,让南北方到哪儿,去找这么一笔钱出来?况且,德国正在安徽建铁路,与美国一道为安徽海关提供顾问,还要为安徽培训警察,两国也是不可能同意的。我这也算是“挟洋自重”,没有办法,实力不够,时机未至,只能如此利用一切有利条件。
  事实证明,民族主义,呃,不对,是地方主义,哦,也有点问题,总而言之,“自治运动”极大的促进了安徽人的建设热情。对“土改”的反对意见少了很多,人们更多争论的,是土地价格问题。但是,过尤不及,为了安慰广大外来的工作人员,我不得不提出“中国的出路在于建设”,“打铁还须自身硬”,“发展才是硬道理”等等口号^o^,来使他们安心工作,并安抚其中的理想主义主义者。
  6月中旬 安徽水上警察队,从英国商船“鼎昌”号内发现私运大批鸦片,我下令没收。16日,并将没收的7箱鸦片在都督府门前当众焚毁。别的话不说,穿越者没有不恨鸦片的,我又没有李富贵的条件,可以把鸦片卖到日本去,只好在安徽严禁之。
  7月6日 英驻上海总领事罗磊斯到安庆,要求赔偿焚毁的鸦片,我予以断然拒绝。双方反复交涉,我寸步不让,此问题绝无退让余地。交涉时,顾维钧作为我的全权代表,在英军军舰上,据理力争,说得罗磊斯哑口无言。一同前往的《安庆时报》记者黄希平对此进行了生动地描写——“难道英国议会还会为了鸦片而战,我还以为英国绅士的道德水平有所改善”——顾维钧语。自然,我的150MM榴弹炮团应该也起了作用。反正,欧洲局势紧张,英国人的注意力不在中国。就算我稍微强硬点儿,英国人也不可能派军队来打我。我自然要趁此良机,树立我光辉伟大的正面形象。
  不久以后,顾维钧的岳父张衡山来找他,希望介绍顾维钧给唐绍仪,在北京谋个职位。顾维钧考虑以后,委婉地拒绝了。根据隐龙社的情报——监视政府工作人员也是隐龙社的职责,我应该再成立一家情报机构了,一家独大,容易出问题的——顾维钧是这样对岳父说的,“光复以后,安徽准备充分,立即征兵数万,一刻不停的训练,又普及教育,广兴工商,减免税收,资金充裕,安徽很有一番新朝气象。”
  限于目前的形势,安徽的财务问题,只是知会议会一下,并不提供详细的数据,也无须议会通过。所以,除了上述的几件事外,议会现今的主要工作就是制定法律。安徽省议会议员懂法律的不多,便在之前来应聘的众人中,聘请了许多法律顾问。只是,没有像伍廷芳一样的重量级人物,也就没有人能统一所有人的意见。往往一件事情,一句法律条文,众人都会争论很久,手舞足蹈,几欲互殴。所以,议会的法律制定工作,进展缓慢。然而,事情就是如此,有得有失。这也使制定的法律,充分考虑了各方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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