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第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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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娃原是闷闷不乐，但难得前来的情人那怕只来一次，也能暂时减轻她的痛苦。“昨天，没想到他来了”，她在2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上过得很愉快……他如此爱我，真令我幸福无穷。希望永远如此。”两星期后她又写道：“我又痛苦死了。我没法给他写信。这本日记不得不成为我难言苦衷的贮藏所。”他星期六来了，但与她度过“几小时美妙的时刻”后，他又走了，没说何时再来。“我如坐针毡，觉得他时刻都可能前来。”
一星期后，她又写了日记，但写得杂乱无章，好像是匆匆忙忙写的，或是有极大的感情压力：
“八天没听到他的消息了，我真希望生病才好。为什么我身上就不发生点儿事情，为什么我要忍受这些。真希望不曾见过他才好呢。我绝望了。现在，我要买安眠药了，至少，我能昏昏沉沉，不再去想这么多了……他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不把这笔风月债一笔勾销。”
几天后，她又为他找借口：他的“政治事务太多”。但当他请她到“四季旅馆”去，她的“耐心等待”的决心便烟消云散了。
“我在他身旁坐了3个小时，却连一句话也不能说。分别时，与先前一样，他递给我一个装着钱的信封。他要能在里边写上一句问候语或一两个好听的字眼，那该多美呀，它会使我高兴的。但这些事儿他就是想不到。”
到月底，当听到闲言闲语说希特勒已另外找了一个外号叫瓦尔库莉的女人时，她的孤独便成了极度的嫉妒。
“……我觉得，他不告诉我，这是不公平的。他应该了解我，如果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心已属别人时，我是不会碍手碍脚的。”
5月底，在绝望之余，她给他写了一封像是哀求的信，之后便在日记中写道：
“……如果到今晚10时还得不到答复，我就吞25粒药丸，轻轻地睡到另一个世界去。
“3个月不给我写一句安慰的话，难道这就是他常向我表白的伟大的爱情吗？
“就算这些日子来他脑子里装满了政治问题，总能找到一点时间轻松一下吧！去年怎样呢？罗姆和意大利不也给他许多事做吗？但他还有时间给我……
“恐怕后边还有点儿别的什么。
“不应我负责。当然不。
“也许是另外一个女人——但不是瓦尔库莉姑娘，那不像是真的；不过，还有许多别的姑娘呀。
“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呢？找不到。”
几小时后，她在日记中最后写了哀怜的几行：
“亲爱的上帝，真怕他今天不理我。要有人能帮助我就好了，一切都绝望得可怕。也许我的信到得不是时候。也许我压根儿就不该写。
“不管怎样，与其要这样捉摸不定，还不如立刻死了好。
“亲爱的上帝，帮助我吧！让我今天能与他说话吧！明天就太晚了。”
爱娃·勃劳恩有所不知的是，希特勒收到她的绝望信时，他正在接受手术。几个月来，他一直喉咙发痛。由于讲演多，且又长得没有尽头，他的嗓子沙哑了，而且还发现喉头长有东西。他旧日的恐惧又复活了。据施佩尔说，数月来，他老在谈论菲特烈皇帝三世——死于喉癌。喉咙痛不算，又兼胃痛——也许与青年时*？在维也纳患的相类似。他一直在服新巴勒斯妥。很明显，他是服药过度，因为这药含有粘合油。一次，他因此中了毒，惊慌不已，连忙把格拉威茨医生叫来。他诉说头痛、眩晕、耳鸣和重视。5月23日，即元首发表重要外交演说后两天，柏林大学耳鼻喉科主任卡尔·冯·埃肯教授从元首的声带上切除了一块一厘米大小的息肉。这是个小手术（是在总理府进行的）只用了小量吗啡作镇静剂。即使如此，希特勒却甜睡了14个小时。“我那时很担心”，埃肯后来透露说。手术后，埃肯教授劝他在数天内不要大声说话，将来也不要冲动，“不要大声喊叫……”他承认，曾有人这样对他说过，但一演讲又全忘了（*引自1938年11月14日的《时代》。该报曾报道说，希特勒曾请世界著名的耳鼻喉专家、维也纳的海因里希·冯·纽曼教授检查他的喉头。纽曼是个正统的犹太人，他于是遭拒）。
埃肯向他的病人保证，他切除的是一块“简单的息肉”，就是说，是一块良性生长物。但希特勒仍在犯愁，生怕像他母要那样会长癌。他之所以未给爱娃回信或指示其副官打个电话安慰她几句，大概是因为他思想集中在怀疑自己有病上的缘故。
在感到绝望和被抛其后，爱娃于5月29日凌晨吞下了20粒“瓦诺风”（安眠药）。是她妹妹伊尔塞发现她昏迷不醒的。伊尔塞在一名外科医生手下当接待员，学了一点急救知识。在给姐姐急救后，连忙打电话给她的雇主马丁·马克思医生——她信任他。爱娃的日记是在医生给她治病时被伊尔塞发现的。她决心为姐姐的第二次自杀保守秘密，便把最紧要的几页撕了下来，以免连累马克思医生——他是犹太人。伊尔塞也怕父亲会作出强烈反应，也怕元首会询问他的情人的精神状态是否稳定。所以，她说，姐姐的自杀，部分是演戏。毕竟，爱娃只吞服了药性比佛罗拿要轻的安眠药——她明白，姐妹们回家后，总有一个会向她道晚安的。
马克思医生热心地把病因说成是疲劳过度，是吞服安眠药过量的结果。希特勒接受了这种解释（但伊尔塞·勃劳恩至今仍坚信，元首猜出了真情）。不管是何种情形，这个“偶然事件”也达到了语言未能达到的目的。
那年夏天，她找到了自己的归宿。1935年8月19日，她与妹妹格里特尔迁进了3间一套的公寓房。该公寓房座落在环境安静的波根豪森住宅区，离元首在慕尼黑的寓所只有一箭之遥。房租是由他通过霍夫曼间接付的。他还买了家具，把房子布置了一番。
希特勒平时很少在那里。他若是来，也是在邻居们入睡以后。即使如此，他与爱娃的约会也很难保密，因为秘密警察在大楼内外暗中保护。另外，由于喉咙依旧在折磨他，他不得不大声清嗓子。在爱娃迁进新居的前夕，他在贝希特斯加登找了个医生，说喉咙里还有东西。他说，有人曾给他送来一束鲜花，接花时指甲里进了刺，他是用牙去咬的。他怕咬刺时不慎将它吞了下去。医生没发现什么，只用2。5％的硝盐银溶液给他洗喉。但希特勒又向冯·埃肯教授表示，他怕里边长癌。医生只好将一系列的标本送给系里的一名同事（埃肯教授称他的病人为阿道夫·米勒）。8月21日，结论下来了：“阿道夫·米勒”没什么可担忧的，那块息肉是良性的。
希特勒的不安轻些了——至少是在目前——但还是抽不出多少时间去看爱娃，因为他又在为1935年在纽伦堡庆祝党的生日作准备。另外，他之深夜私访爱娃又引出不少谣言，有可能在政治上给他带来麻烦。爱娃新近得到的自由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她父亲为此暧昧关系，即使是与德国的国家元首，而感到丢脸。9月7日，弗里茨·勃劳恩鼓足勇气致函希特勒，要求他让爱娃回到“家庭的怀抱”。勃劳恩很谨慎，叫霍夫曼将信亲自交给元首。但这位摄影师更加谨慎：他把信交给了爱娃。她撕毁了信，但有意给父亲这个印象：元首读过这封信，但不屑于回答。勃劳恩太太瞒着丈夫，也写过一封类似的信，直接寄给了希特勒。这封信压根儿就未获答复。
希特勒在纽伦堡的主要演说是在9月11日作的。它原是呼吁要发展文化，却发展成对犹太人的另一次攻击。他攻击说，犹太人从未产生过，也永远不会产生一种有自己特点的艺术。但攻击是如此之温和，以致使外国观察家怀疑，他的反犹纲领，如同他对各大国保证的那样，是否真的有所改变。恰恰相反，西方越来越激烈的抵制德货运动使他深信，将几乎刚好16年前他宣布要采取的某些法律措施付诸实施的时刻已经到了。9月13日，他下令在24小时内拟就一项法律，叫《保护德国血统和荣誉法。》
被分配承担这一任务的人们刚草就一份禁止犹太人与有“日耳曼或有关血统”的公民结婚或婚外性交的法令，希特勒又派人送来了新的命令，要他们起草《帝国公民法》。苦恼的作者们很快便把纸用完了，只好将就着使用旧的菜单。直到9月15日凌晨2时30分，众人才一致同意，只有具有“日耳曼或有关血统。”的人才能当公民。
其它条款未发生争执。于是，次日上午9时，希特勒便在纽伦堡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这些法律的通过，实际上是对犹太人有利。这可能“为德国人与犹太人建立可容忍的关系铺平道路”这些温和的言辞后边立刻出现了威胁性的语言：“如果这个愿望得不到实现，犹太人在国内外的煽风点火得以继续，那么，我们的这种立场就得重新检讨。”
（5）
希特勒实在有幸。由于本尼托·墨索里尼的蠢举，世界的注意力一下子便从希特勒新近对犹太人的攻击及其非法扩军上移了开去。10月3日，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全球群情激愤。一个文明国家，怎么能迫使原始部落骑在马背上与战斗机和坦克作战？对自己之平息计划健忘的英美两国骂得特别起劲。英国则在国联牵头对意大利实行有限制的经济制裁。尽管德国国内呼声四起，反对意大利而同情埃塞俄比亚者甚众，希特勒仍公开拒绝声援海尔·塞拉西皇帝，暗中则给予军援。与此同时，希特勒又给墨索里尼运送原料，企图拖累意大利（和英国），使德国得到更多的行动自由。他对墨索里尼的援助也是想试试英国会对德国藐视国联之举作何反应。情况很快便表明，英国将不采取报复行动。这肯定加强了希特勒的信念，即英国人准备与他达成协议。
为了重新控制局势和自己，希特勒深居简出。在秋季的最后4个星期，他没有公开露面。罗森堡认为元首病了，但有可能是圣诞前之低落情绪又来临。更有甚者，他也面临着一个关键而令人不快的决策，而这决策又与纳粹党的前途和国家社会主义的航向有关。希特勒已到了差不多要破斧沉舟的境地了。他与他的党虽然控制了德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褐色革命”却停步不前。他以外交政策为代价，对国内的一切均放任自流。他不是在开创，而是在反动。因此，公众对党的兴趣极低。申请入党的人少了，党员对党的活动也不如从前积极。
1936年1月3日，希特勒召开地方长官和帝国长官会议，期望他们能安于已发生的情况。在讲话中，他全盘透露了重新武装德国的计划，并暗示了他心目中的德国之美好前程。然后，他以让人忆起前几年党面临分裂时的情景的绝望神情，请求他的听众明白，除非党的领导阶层“组成一个统一体，并忠诚于他”，否则，要取得这些是不可能的。恳求刚完，他又动用感情，要求绝对忠诚。这些他成功了，所用之方法——如同在1932年那时一样——是以自杀相威胁。听众被吓得目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