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传-第9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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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的社员家，锅里煮的是糠糊糊。贺的堂客（妻子）请彭德怀尝，彭德怀让同去的景希珍也尝一口。景希珍回去后叹气说：“那东西真吃不下去。”彭德怀见了黄卜大队的干部很不高兴，问大队干部：“你们能睡得着吗？我是三晚冒睡得着觉。”
到彭家围子来访的人，所提问的事情中，涉及两个尖锐问题：一是老农来访大都要问彭德怀：“眼下困难时刻，能不能实行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搞几年富裕了再合拢也行么！”这个由大跃进、公社化破坏而在农民心里重新升起的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要求，在18 年后的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以家庭联产承包的形式得到满足，从而释放了数亿农民的生产潜力，出现了80年代中国粮食、棉花、油料和其他农副产品创纪录的丰收。而在1961年，即使像彭德怀这样和农民的心十分贴近、对农村的考察十分深入的共产党人，也视之为倒退，万万不可的。但彭德怀没有批判任何提出这样要求的人，只是再三再四对来访的农村干部、社员解释，说：“分田要不得”，“单干坚决不能搞的”。甚至在一次大队干部会上说：“我这已经是第四次表态了。”另一个问题是一部分党员和教师提出来的。
一天，龙口公社石坝小学校长王孝让带了10来个教师和学生来访：“彭元帅，我们想有个问题请示。”
“有什么提出来共同商量吧！”
“五风是如何造成的？上面有什么责任？过去搞一个运动中央有为首的。如1927年反陈独秀；1935年反博古；这次反五风，是不是也有呢？”
“五风是上面有责任，下面也有责任。上面是官僚主义，下面是强迫命令。这是层层有责任的，至于谁个来负责任，那个就不好说了。”
“这几年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是不是完全自然灾害造成的呢？”（当时曾把问题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
“不仅是自然灾害问题，当然这是原因之一。但由于上面官僚主义，没有深入调查研究——战线拉得很长，国民经济没有按比例发展……”
一天，旗头大队一个老倌子来问彭德怀：“五风中我的屋也拆了，办公共食堂饿得要死，我多久就要找你老人家，我就要问一下，中央的政策农村里搞得咯家伙，到底是中央要咯这样做的，还是脚下搞的咯家伙？”彭德怀说：“是走了些弯路呵，现在颁布了《六十条》，就按《六十条》办了。”
接连十几天，彭德怀的心思，都放在来访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和反映的许多情况上。这天清早，一个凫鸭子老倌的来访却拨动了他的另一根心弦。老倌子走后，他回望乌石峰凋零的树木和孤耸的易华祠。从立志学易华打富济贫的童年梦开始，他找到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从崇敬易华的保境安民开始，他成了新中国的保卫者——国防部长。现在他犯了错误，他犯了什么错误呢？他自嘲“放毒”，他究竟放过什么毒呢？凫鸭老倌辛苦又自在的生活忽然吸引了他，他也想回乡来“养凫鸭子生蛋”。他在参加乌石大队干部会时，果真把这个计划来和乌石大队支部书记颜瑞林商量，要请大队帮工盖儿间屋。他其实是壮心未已：“给我个大队或者生产队，三年保证搞好，我可以立军令状。”
他回望乌石峰上小小的易参政祠，这时，石祠只剩下一个空壳，里面的易华塑像早已拆毁了。那个童年的打富济贫梦怎能和今天的革命事业相比？他遗憾的是，两年来“左”的错误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在参加乌石公社的干部会时，他批评乌石大队的支部书记，说： “1958年我给大队写了三封信，提了三条意见，一不要拆房，二不要砍树，三不要打人，你们听不进去。回来一看，把山里砍得光光的，房子拆了很多，干部作风很不好……这些话，以后都被列入他的”反党言论“之中，这是一个真诚的共产党人的胸怀，是一个”勇敢的农民的儿子“的心声。11月15日，彭德怀开始在乌石公社的9个大队进行调查。他坚持出访不坐车。他那数十年行军作战练就的如飞健步，成了随行人员、当地干部和平民百姓的话题：”彭元帅64岁了，还走得咯快！“有时一天走30多里，还要做调查访问。
12月中旬，因来访人多，影响调查，彭德怀准备搬往湘潭县委招待所。县里的干部闻讯，都等着去看彭德怀。于是，彭德怀被安排到县郊的锰矿招待所。
一个多月，彭德怀踏遍了故乡的山山水水，给群众留下许多令他们永生不忘的会见；他还用自己的笔，记下一串串查访到的、核实可信的数字，写了5个调查报告。
在《湘潭县乌石公社金星大队今年全面增产》报告中说：这个大队今年由于认真贯彻了党中央在农村的 “十二条”和“六十条”，经济不仅很快得到恢复，而且获得空前大丰收。由于有95％以上的社员比去年增加了收入，社员的情绪很高，参加集体生产很积极。目前冬季生产搞得很热闹，犁田、种麦、打幽等都已完成了任务，社员们有信心争取明年的更大丰收。彭德怀总结了该大队1961年获得全面增产的经验，是有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坚强领导；保证了三结合政策的兑现；认真实行了按劳分配；开展了生产队之间的评比竞赛；用公私并举的办法大力养猪。
在关于彭家围子所在的乌石大队的调查报告中，反映了这个大队1958年以来修筑水利的成绩，同时举出该大队在刮“五风”中房屋被拆、粮食减产、生猪下降、群众疾病增加的严重状况。调查报告反映贯彻《十二条》之后，各方面情况有了好转，但还存在很多问题：许多社员由于对集体生产丧失信心要求单干；忽视副业生产，社员经济收入不高；粮食扣留过多、干部补贴过高、管理费用过大；三包产量多变，社员分配中仍存在平均主义等等。在彭德怀调查的减产大队陈蒲大队，彭德怀在走家串户中，又亲见社员吃糠糊糊。到12月19日，全大队有64户断顿。估计到春节前将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来年二月（农历）将有70％的人口断粮。群众生产情绪低落。对于这样的缺粮队，调查报告说，除组织社员生产自救外，应返回一部分征购粮。否则，将会发生人口外流、非正常死亡等严重后果。
调查报告说，这样的大队在乌石公社中还属中等水平。据县委材料，全县834个大队，口粮在240斤（毛粮）以下者有289个，占34。6％。口粮最低的大队，每人只得毛粮110斤。可见农村的形势还是十分严峻的。
在《关于湘潭金星、新坪、乌石三个大队的手艺工人情况》调查报告中，彭德怀分析了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不可缺少的农村手工业没落和后继无人的现象。认为要农村工匠交钱记工，与农民混合核算、统一分配的办法，不利于农村手工业的发展，主张允许手工业工人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由大队提取公积金的办法。还提出应鼓励手工业工人带徒传艺，提倡尊师爱徒。
在《湘潭县花石区黄荆坪集市贸易情况》中反映：1960年12月恢复集市贸易后，确实起到了活跃农村经济、支援农业生产、增加国家收入、便利群众生活的良好作用。同时提出，应加强市场管理，防止物价无止境的上涨。
12月17日，彭德怀在湘潭作调查时，从地委书记华国锋的谈话中，得知中央即将于1月10日召开全国县委书记以上数千人的大会——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简称七千人大会），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彭德怀心中一动。华国锋走后，他沉思半晌，对随行人员说：“中央这个会很重要，回去吧。”从1959年10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以后，他没有去参加过中央的会议。现在，他认为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已经不存在，误会一定能够消除，他为党能够进一步纠正错误而庆幸，他对这次会议满怀信心和希望。他和工作人员紧张地整理材料，写完调查报告，于12月26 日赶回北京。
第36章 问题升级
到京后，彭德怀将五十多天辛苦调查的结果——5份报告送到杨尚昆手里，请他转呈毛泽东和党中央，并希望毛泽东看过报告后能如约和他谈谈，他仍希望通过这种办法为党做一点工作。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以书面形式先发到与会者手中，进行讨论评议。彭德怀在吴家花园接到了报告全文。
他仔细读下去，对报告很满意。报告在肯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绩的前提下，指出了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工农业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人民公社在一个时期内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
对错误产生的原因，报告说，一方面是在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报告动员全党切实地抓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确定了坚决下马的方针。
然而，彭德怀向中央请了假，不去参加会议，因为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庐山会议突然出现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进攻，他企图利用当时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来达到他蓄谋已久的篡党目的。这样，会议就被迫地不能不转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这个斗争的胜利，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党的团结，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彭德怀看到，即使实践已经证明他的意见没有错，他也难于平反。他按下满腹委屈，说道：“我也不希望平反，只要群众有饭吃。”
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在谈到庐山会议时说：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开展这场斗争是不是只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
不是为这封信，又是为了什么呢？彭德怀疑惑不解，急急看下去：
“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脸色陡变。在庐山上也没有听到的新罪名突然出现在中央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中。接下去：“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毛泽东插话：“只要不是里通外国。”
彭德怀拍案而起，心胆俱裂，怒不可遏，失去一切控制，连声喊道：“诬蔑，诬蔑！”伸手抓起电话筒，就找中共中央办公厅：“请转主席和刘少奇同志，我彭德怀向党郑重申明，没有此事！”
从此，“里通外国”就成了彭德怀的第一罪名，他的生命进入了一个真正险恶的历程，呈现出日愈悲凉的色调。
原来这个“里通外国”的罪名，是由于1959年5月，彭德怀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8个国家，在阿尔巴尼亚参加一次宴会前，遇到苏共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