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传-第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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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合起来就是70％。他谈到“共产风”时，说这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坚决纠正，说服他们。用一个月的工夫，在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往哪找这样一个大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他还说：公共食堂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是好东西，可以解放劳动力，节省物资。我赞成积极办好。
对于大办钢铁，他说，1958年要搞1070万吨钢，是我建议的，我下的决心。其结果几千万人上阵，20亿人民币，“得不偿失”。我看了很多讨论材料，大家讲还是可以搞，要提高质量，降低硫的成分，出真正好铁。努力奋斗，只要抓，也有可能办得到。
对于当时的困难及其后果，他则认为：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否会像1927年那样失败？像二万五千里长征，大部分根据地丧失，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到会的同志都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也不是，是一部分失败，多付了代价，刮了一阵“共产风”，全国人民受了教育。他还说，对于工作的缺点，我们不晓得做了多少检查了，从郑州会议以来，大做特做。
毛泽东通篇讲话的意思是，人民公社、大办钢铁、农村公共食堂是在他积极倡导或热情支持下搞起来的，他还要坚持继续搞下去。在他看来，这才是一条正确路线。谁反对这样做，谁就是“动摇”，就是有“方向”问题，就是反对正确路线。
毛泽东结束了近3个小时的讲话，就宣布散会。人们从会场里走出来的时候，大多是心情沉重的。
毛泽东的讲话，对彭德怀来说，更是晴天霹雳，几乎使这位以沉着坚定著称的大军统帅失去自制。他出了会场走出不远，周恩来派人追来，请他去开会。彭德怀猛一回头，看到毛泽东夹在人群中正朝他这边走来。被一种难以克制的力量推动着，彭德怀迎过去，走到毛泽东身边说：主席，那封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为什么把它印发了？
毛泽东怔了一下，回答说：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
这个回答，使一向不善辞令的彭德怀一时语塞。后来，他在笔记中写道：“信上明白写了是给你参考的，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我们30余年患难相处，我7月14日的信（即使）真有那样严重的错误。你要印发，展开讨论，也可以先找我谈谈吧！我当时尽量抑制了激动的感情，避免争吵，离开他到总理处开会去了。”
中午，彭德怀回到自己住处，和黄克诚一起用餐。两个人相对无言，谁也没说一句话。黄克诚只吃了几口饭，把碗一推，站起来走了。彭德怀更吃不下，在餐桌前坐了片刻，也放下碗筷离席而去。回到自己办公室，彭德怀坐在写字台前，点燃一支香烟，吸两口，熄灭。接着，又点上一支，又熄灭，丢进烟灰缸。他把桌上堆积的文件，拿过一份，信手翻两页，看不下去，又把它丢在桌上。
整整一个下午，纷乱、烦躁、委屈和忿忿不平的情绪折磨着彭德怀。此时此刻，他到底在想些什么？从他在当时所写的一本笔记中看，他所想的主要还是有关信的本身问题。
他首先想到，毛主席的批评，是不是因为他在信中谈到的缺点有什么不符合实际的地方。他写道：“在信中说‘农村公社化……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如果说缺点错误是不存在的，主席说‘成绩伟大，问题不少’，那么，‘问题不少’又是指什么呢？”
“信中说‘在全民炼钢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而且只是说多办了一些，难道不合事实吗？”
他又想，毛主席的批评，是不是因为他在信中有什么否定成绩的地方：“信中说‘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在这一大段的结尾还说到，‘仅从上述几点看，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这是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成绩方面再一次加以肯定，又在什么地方能找到反对总路线呢？”
他也想到，毛泽东的批评，是不是因为他在信中的措辞有什么过火的地方。他在笔记中写道：“信中指出‘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现在还不能证明有哪些省、区、市和部门没有浮夸风，也没有说全国各地区、各部门都有浮夸风。即或说得笼统了一些，也不能说这就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更不能说这就是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吧！”
信中指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跃进的成绩和群众热情所迷惑。在这里首先指出我自己和其他不少同志，既没有说多数同志，又没有说中央领导同志，更没有说群众热情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怎么能说是彭德怀同志打起无产阶级旗帜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呢？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究竟有没有呢？是有的。主席在讲话中说，‘在公社和县两级是有一点点’。我说，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这到底有什么根本不同呢？”
他还担心毛泽东的讲话将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信里写的问题，是对具体工作讲的，这怎么能联系到总路线上去呢？我好心好意写了个信，就惹起这样大的问题，这样一来，以后谁还敢讲话？”
特别使彭德怀感到惊异和伤心的，是毛泽东竟把问题提到解放军跟谁走的严重程度。由此使他进而想到自己应该怎么办。他在笔记中写道：“这里明白说出，（我）只能检讨，不能辩驳。现在的形势，我不能招架，更不能还手。招架和还手对党对人民都不利。”
尽管彭德怀这样想，但要让这个一向刚直不阿的人向不正确的事情低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他写道：“像我这个人，十一种自由主义或多或少都有些，唯‘明知不对，少说为佳’这种明哲保身的常识我没有。所以应该挨打。挨打也不应该屈服。”
一连几天，彭德怀食不甘味，晚上在床上躺下，难以入睡，不时又起来在房子里踱来踱去。庐山176号窗上的灯光从深夜一直亮到天明。
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全体会议上，严厉批评彭德怀，突然转舵，使本来要纠正“左”的错误的庐山会议，变为一场批判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件事几乎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没有料到。
到会人员都面临严重的抉择。是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争辩，还是为照顾团结而进行妥协？由于多数人对1958年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的危害性缺乏认识，由于毛泽东在全党所处的重要地位和享有的崇高威望，由于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由于多少年来在共产党人的心目中养成的维护党的团结、维护党的利益、维护毛泽东的领导的真诚，再加上几个人的推波助澜，结果，在毛泽东讲话以后，各组对于彭德怀信的评价，由原来多数人基本赞同变成了向毛泽东方面的一边倒。
7月23日以后的几天，也许是彭德怀三十多年革命生涯中最痛苦、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日子。
庐山的仲夏，潮湿，闷热。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彭德怀走到室外，在林阴道上漫步沉思。忽听对面有人喊他，抬头一看，原来是聂荣臻迎面走来。他仍像过去一样面带和蔼的微笑，走到彭德怀身边说：“老彭，在这儿做什么？”
“散步，乘凉。”彭德怀回答说。
“主席的讲话对你的那封信已经提到原则的高度，你是怎么考虑的？”
“一下子说不清楚。只好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
聂荣臻担心这位秉性刚直的老战友，由于思想不通而产生对抗情绪，便耐心地劝说道：“老彭，可不能这样想。应当认真地考虑一下，怎样处理才能对党有利。……考虑好了再写成稿子，到大会上去讲一下。”
“我现在很疲劳，一下也写不成。”
“可以请两天假，不参加小组会，把你考虑好的问题讲给秘书，让他记录下来，加以整理，然后你自己再斟酌、修改。这样既节省时间，文字上也会更周密些。”
“本来我没有准备在会上讲话，就没有带秘书来，身边只有一个军事参谋，他不能写这类文稿。”
“那就赶快打电话叫王焰立即来庐山，要抓紧，不要再迟延了。”
“好吧。我再想想……”
彭德怀完全理解老战友聂荣臻的一番好意，他是希望彭德怀很快作一个既严密又比较深刻的检讨，以取得毛泽东的谅解。至少不要再节外生枝，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聂荣臻的良苦用心和他那热情恳切的态度，使彭德怀甚受启发。
彭德怀面临新的考验，新的抉择。但他所考虑的也仅仅是“如何……对党有利”，并不是承认自己信中那些意见都错了。
两天后，彭德怀打电话给北京，让办公室主任和秘书到庐山来。
从24日以后，彭德怀请了两天假，没有参加小组讨论。连续几天，他反复考虑的是对毛泽东的讲话应如何表态。他是个心口如一，从来不说违心话的人。但在当前情况下，他若毫不让步，那将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从毛泽东讲话以后，他没有到餐厅去同大家一起吃饭，也再没有人到他的住处来。他每天很少和别人见面。一道无形的高墙把他同其他与会者隔离开来。只有随行参谋和其他几个身边工作人员，有时可以听听他倾吐心声。
7月25日上午，彭德怀向随行参谋谈到自己的心情：
“我这个人，就是爱放炮，伤过不少人。但只要我认为是对的，我就要讲。去年经济工作上出了不少问题，我想应该讲一讲，讲错了挨批评也不怕。有意见不讲，党还有什么战斗力！”
“这两天，我又把信看一遍，觉得并没有反对总路线的地方。我的信是写给主席，向主席请教的，态度还是诚恳的。如果提得不妥当或有错误，主席应该找我说一下，批评一顿也可以。”
下午，彭德怀又把随行参谋找来，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写给毛泽东的检讨信初稿，并把7月14日那封信作了一些修改，要参谋誊抄清楚，准备一并送给毛泽东。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改变主意，不送了。他说：“那封信虽然有的提法不够妥当，可是有些意见并没有错，不能全部否定。问题是毛主席已经讲了话，而且提得那样高，我若是不作检讨，这个弯子也不好转。”
他极力寻求一条摆脱困惑的正确途径，但没有结果。
毛泽东23日讲话以后，庐山会议进入集中批判彭德怀错误的阶段。最初几天，大部分人发言态度比较冷静，语气也比较缓和，基本上还是按照处理党内思想认识问题的方式进行的。许多人发言明显带有“转弯”的性质。例如下边这样一些发言：
“对彭总的意见书，开始只当作一般文件看待，没有引起重视。经过大家讨论，特别是听了主席的讲话以后，再看意见书，就越看问题越严重……”
“对彭总的意见书有个认识过程。初读，只觉得有的提法不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