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传-第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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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县委食堂就餐的人看到彭德怀也在食堂用餐，站起来笑着向他这边张望。彭德怀也笑着向大家点头致意。他和人们随意交谈，在食堂里不时响起阵阵笑声。
晚上，由敦煌县县委副书记刘孟晋介绍情况，这是彭德怀初次亲身接触人民公社这个在中国大地上正在兴起的新生事物。刘孟晋是个淳朴老成的中年人。他告诉彭德怀，这里是全县组成一个人民公社，8万人口，分8个大队。9月2日试办，11日正式成立。试办中群众写了7万张大字报，贫农最积极，要求割掉资本主义尾巴，把所有的生产资料都交归公社，不要任何代价；中农有些是被迫的，很勉强；富农的生产资料不肯全部交出来，有的把猪、羊藏起来，有的把毛驴杀掉。听到这里，彭德怀不无担心地说：“你们一县一社，不一定是方向。公社并非越大越好，主要是看对于发展生产有利没利，超越现实条件就不能算是先进了。在由高级社合并成公社当中，要注意到避免发生破坏生产资料的现象就好了。”
第二天，他又在县委副书记的陪同下，参观了郊区的杨家桥生产大队。沿途看到许多棉花掉在路上。在菜地里，他看到大量白菜零乱地堆放着，遍地散落着菜叶。到了村里，社员们正在开饭，彭德怀走近锅台，用勺子搅着盆里的稀面糊看了看，发现里面掺的是土豆块。
彭德怀转身带着疑惑的神情，小声问刘孟晋：“这么多人一起吃饭究竟行不行？”杨家桥大队的一些景象，向他提出不少值得疑虑的问题。
到了兰州，省委副书记霍维德陪他去参观了一个近郊区的雁滩人民公社。参观完毕，彭德怀那颗被阴云笼罩的心情又变得明朗起来。
雁滩公社地处黄河两条水流之间，是黄河中间的一个狭长小岛，自然条件很好。公社一位姓马的社长，领着彭德怀一行一边看，一边介绍说：雁滩公社是由5个农业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全社共1。7万多人，2。66万亩耕地，其中有1万亩是菜地。主要是向兰州市、工矿区供应蔬菜。由于公社规模较小，土地肥沃，又比较集中，管理上也比较有秩序。从果园、苗圃到鸡鸭场、奶牛场；从托儿所到幸福院，处处搞得很整齐，井井有条。
在公社的第七食堂，彭德怀一面同炊事员握手，一面问：“现在能不能吃得饱？”一个女炊事员笑着答道：“饱得很，没得数地吃！”
在雁滩公社，彭德怀边走边看，边与人交谈，参观了3个多钟头，始终兴致勃勃。陪同来的省委领导人告诉他：今年全省粮食是特大丰收，每人平均可达到1500斤。洮河引水工程也已经全面铺开，竣工以后，黄土高原靠天吃饭的历史就要结束了。
在西北地区的这段考察，彭德怀可以说是喜忧参半。他不怀疑人民公社运动的正确性，但是，公社究竟如何办才好，却是一个十分重要又亟待解决的课题。在他看来，西北地区乃至全国，具有像雁滩人民公社这种自然条件的毕竟还是少数。
彭德怀在西北地区进行考察的那些日子，正是全国“大跃进”进入高潮的时期。彭德怀和许多人一样，对全国形势的看法是乐观的。但是，他的乐观是有限度、有保留的。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特别是经过西北地区的一段考察之后，他看到了事物的复杂和不平衡，他处事也就更加谨慎。
“大跃进”的热风也吹进军营，有的部队写信给他，要求军队成立公社。还有几位团政治委员联名上书给他，要求部队立即实行供给制。尽管“形势”逼人，彭德怀还是冷静地处理了这些问题。他给部队回信，明确地说：“社会分工不同，军队是一个担负战斗任务的军事组织，把军队改为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是不恰当的。”“现在军队内部实行供给制的想法也是不现实的。不能把我们过去采用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和未来的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制度混淆起来。我们现实的分配原则，只能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彭德怀对“大跃进”中的问题，在认识上发生明显变化，是1958年12月中央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时开始的。首先对当年的粮食产量，他提出了不同看法。当时，在西北地区的小组会上，讨论公布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数字的时候，许多人赞成公布1万亿斤或1。2万亿斤，甚至还有人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彭德怀不同意这些意见。他直截了当地说：“粮食没有那么多。”当时有人批评彭德怀思想“保守”，说：“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可怎么办呢？”彭德怀解释说：“公布的数字宁可少一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的数字多了，将来被动。”①
武昌会议结束后，彭德怀便回到湖南家乡去做调查，决心把有些情况弄个水落石出。
彭德怀在湖南做调查，是由省委书记周小舟陪同的。周小舟和彭德怀同乡，也是湖南湘潭人，学生出身，抗日战争以前就给毛泽东当过秘书。小舟这个名字就是由毛泽东叫他“小周”叫起来的。他是一个头脑清醒，工作深入，讲求实际的人。他陪彭德怀先到了湘潭县乌石大队彭家围子所在的卫国人民公社。周小舟告诉他：前些时候湖南省委开过一次常委会，会上大家都不同意把当年的粮食产量估计得那么多，也不同意把次年的粮食产量指标定得那么高。所以，近几个月湖南老是挨批评，还被拔了“白旗”。可是后来证明，“插红旗”的某些省粮食相当紧张，而他们这个被拔了“白旗”的省，粮食倒还富裕。竟出现了“红旗省”向“白旗省”借粮的怪事！
谈到土法炼钢，周小舟说：全省共建起5万多个小土高炉，生了火的还不到一半，出了铁的就更少。
谈到公社食堂，周小舟告诉彭德怀：公社食堂没有给群众带来什么方便，反而造成人力物力的很大浪费。
周小舟还认为，供给制穷的时候不能搞，富裕的时候也不能搞。
听着周小舟的介绍，彭德怀发现，湖南的情况和他在甘肃河西走廊看到的情况是那样的相似。他更感到这次回乡做调查的必要。
为了便利于听到群众的真实反映，彭德怀没有住招待所，而是住进了彭家围子自己的旧居。到家乡的当天晚上，乡亲们都来看望，老人、妇女、孩子，挤了满满的一屋，问长问短。彭德怀向乡亲们宣传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询问群众的生活和生产情况。在公社和大队干部座谈会上，当有的干部谈到今年粮食大丰收，吴公塘生产队亩产过千斤时，彭德怀未敢轻信。他立即同干部们步行数里来到吴公塘田边，打着手电筒，蹲下身来，拔起一兜禾茬，数着一兜禾上有多少株稻穗，每个穗上大约有多少颗稻谷，细心计算着每亩地的产量。他对干部说：“我最近看过不少地方，有的讲亩产几千斤，上万斤，吹得很厉害。老实说，我是有怀疑的。我们当干部的，办事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搞浮夸。”
听公社干部说，他们公社的炼铁厂出了640多吨铁。彭德怀就去看了公社炼铁厂。情况和他在别处看到的一样，是“大兵团作战”。事后，彭德怀跟公社干部算了算账：为了炼那么一点铁，集中公社、大队全部劳力运料，丢开农业生产，让稻谷烂在地里；为了解决燃料问题，拆毁了社员许多住房，砍伐了大片山林；为了收集原料，连社员的农具和做饭的铁锅都砸了……这是多么大的代价呀！彭德怀对干部和社员说：“过去技术落后，民间需要制造农具用这种小土炉炼铁。现在大规模这样搞，看来不是好办法。”
在乌石学校，彭德怀看了教室和教员们的宿舍，尝了学生们的饭菜；在赵家弄子大队，彭德怀参观了设备十分简陋的幼儿园；在许家塘大队敬老院，彭德怀和几位少年时代的伙伴进行了亲切交谈，得知他们每餐每人只能吃到二三两米（16两一斤），数九寒天老人们还睡在光光的篾席上，连褥单都没有，被子也破烂不堪。彭德怀紧锁着眉头忍不住说：“这叫什么敬老院、幸福院！”
他捐了200元钱给幼儿园，为孩子们买一些生活必需用品。还捐了200元，让干部给敬老院添置些铺垫。
对家乡的考察，使彭德怀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中的问题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也给他增加了更大疑虑。
故乡之行，使彭德怀感触最深，让他最感不安的另一件事情是农村干部的领导作风问题。许多乡亲们向他反映，由于上边给的任务又重又急，基层干部的领导作风也就越来越坏。不讲民主，强迫命令，随便打人、骂人、捆绑人的现象，相当普遍，而且愈来愈严重。彭德怀想起了在延安、在太行山的岁月。那时的干部和群众，军队和群众，甚至领袖和群众，关系是何等亲密啊！真是血肉相连、鱼水关系。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他为这种变化而深感痛心。
离开家乡彭家围子时，彭德怀殷切地叮嘱前来为他送行的干部：今后再不准搞瞎指挥，不准搞浮夸，不准说假话，不准强迫命令，不准打人骂人，不准罚口粮，不准拆毁社员房屋，不准砍伐山林。20多年以后，在彭德怀早已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当地干部和群众对他当年规定的“八不准”，还记忆犹新。
直到返回北京中南海，农村干部的作风问题，仍然令彭德怀放心不下。过了3个月，他借着退还给生产队蜂蜜折款的机会，又写了一封长信，寄语乌石大队的干部。信中说：“回到北京住地，数星期以后，才发现你们送我一瓷坛蜂蜜。这是乌石生产大队全体人民的劳动果实。我对中国人民和邻友们无多贡献，吾心为之不安，深感惭愧。拟将原物奉还，又不便投寄，约折款30元，请予查收，交大队投入副业生产。”接着他写道：“搞好生产，增加收入，是领导和群众的共同要求。既然领导与群众愿望相一致，就应当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例如，长远计划与年度的具体工作安排，必须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去拟制。拟制以后又必须同群众反复研究，反复商量，取得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对于不同意的那部分群众，还需要耐心地不断地进行教育。长远计划也好，年度工作安排也好，如果不认真发动群众，反复讨论，取得多数群众的认识一致，计划和安排即便是正确的，也难以完成各项任务。何况少数负责同志缺乏与群众商量的精神，得不到群众的热情支持，工作任务当然要遭到挫折。”拳拳之心，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彭德怀和周小舟离开乌石以后，又到了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公社，所见所闻与乌石大队大同小异。
随后，彭德怀来到他30年前举行起义的地方——平江县。在这里他无心重温那些轰轰烈烈的往事，集中精力考察了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在参观平江县工农业生产展览馆时，他吃惊地发现有两个数字竟然是颠倒着公布的：把收成最好的1957年的粮食高产数字，公布为1958年的产量；而把1958年较低的数字，说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