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5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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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长会议显然陷入僵局后，便在1946年5月16日开始休会。一个月后，在6月15日，三国外长重新在巴黎会晤，继续商谈。在开头的几天中，他们再次探讨了那些老问题，但到6月27日，莫洛托夫在若干问题上，开始露出让步的迹象。那一天，他同意了罗马尼亚和约中的某些经济条款，而以前他是反对的，他还忽然同意把多德卡尼斯群岛交给希腊。接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划定意大利…南斯拉夫疆界。根据法国的建议，外长会议同意：的里雅斯特及其周围地区应成为一个国际共管区。此外，也是根据法国的建议，外长会议批准了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之间划定的新边界，这既非俄国人主张的有利于南斯拉夫的界线，也不是美国人提出的比较有利于意大利的界线，而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但是，关于将来对的里雅斯特国际共管问题的细节，外长们却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后来举行和会时，这个问题还是悬而未决。同样，如何处置意大利殖民地的问题也难以作出决定，但莫洛托夫确实接受了美国的一项建议，在和约生效后一年内不作决定，同时达成如下谅解：如果经过私下谈判仍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则应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
这些协议显示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剩下来还有两个问题：意大利的赔偿和召开各国参加的和会。莫洛托夫希望外长会议的其他成员直截了当地接受他的要求，即意大利应给俄国一亿美元的赔偿；只有这样他才同意召开和会。贝尔纳斯和贝文拒绝以这种代价来“购买”和会，但表示愿意重新考虑赔偿问题，如果莫洛托夫首先同意召开和会的话。最后，莫洛托夫在7月4日让步了。外长会议规定1946年7月29日为举行和会的日期。下一天，贝尔纳斯和贝文实际上接受了莫洛托夫提出的由意大利缴付一亿美元赔偿的要求。
在12月举行的莫斯科会议上，三国已经一致同意二十一个国家有资格出席和会，但由于在和会的议事规则上进一步发生了争论，对这些国家发出的邀请推迟了。莫洛托夫想为和会规定严格的程序，以束缚小国，但最后他同意，外长会议为和会拟订的程序仅仅是“建议”。这个问题解决后，便在7月9日发出了邀请，尽管当时外长会议尚未就的里雅斯特的行政机构达成协议。接着，对德国问题又讨论了三天后，这次会议于1946年7月12日结束了。
巴黎和平会议于1946年7月29日开幕，到10月15日闭幕。从它得以召开的方式看来，它的成就比人们可能料想的为大。对于这个事实，可以举出两点理由加以解释。其一，由于各大国事先没有就条约中的所有条款取得一致意见，因而当和会开始时，并没有完整的草案放在小国面前；其二，在二十一张表决票中，苏联所能控制的不超过六张。根据大会通过的程序规则，俄国领导的少数国家不足以否决其他国家同意采纳的提案。
和会一开始，双方便在通过议事规则这一问题上展开了决定性的斗争。俄国代表极力主张，所有提案必须得到三分之二的多数票赞成才能通过，但这个主张并未实现。相反，会议承认有两类提案：由三分之二多数票赞同的和由简单多数票赞同的。贝尔纳斯国务卿宣称，美国将接受经三分之二表决通过的任何提案，不管美国在和会上对有关问题的立场如何。这就使小国的意见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否则就不可能是这种情况，这也使和会不至于成为一出可笑的闹剧。
对于和会要讨论的五项和约的草案，每一国都有机会提出修改意见或新建议要求写进去。结果，总共有三百多项修正案提交大会审议，其中五十三项由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四十一项由简单多数通过。
对条约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中，有许多是不重要的，包括对法律术语的修改。由于在外长会议上进行的初步谈判十分艰苦，法律术语往往写得很不完善。至于和会讨论的最重要的实质性问题，则有下列几项：划定意大利…南斯拉夫的疆界，确定的里雅斯特的国际共管机构，规定将来召开管理多瑙河航道的国际会议，以及在苏联之外有权要求赔偿的国家中分配意大利的赔偿。
在和会进行的过程中，双方都当众向对方发了许多牢骚。会上一个显著的特征是，苏联操纵的国家集团表现了刻板的纪律性。这样一个集团的存在易于促使西方国家组成一个与之对抗的集团，尽管法国和某些其他国家有计划地试图进行调解，并在有争议的问题上采取独立的中间立场。虽然这次大会号称和会，实际上却毫无和平与国际协调的气氛。
根据1945年12月在莫斯科商定的程序，下一步应是重新举行外长会议来研究和会上提出的建议，并制定五项和约的定本。因此，1946年11月4日，外长会议举行了第三次会议，这次是在纽约。
开头的磋商并不令人鼓舞。对于和会上不顾苏联集团反对而通过的任何提案，莫洛托夫一概拒不接受。甚至当贝文欣然接受了英国代表团曾在和会上反对的一项提案时，莫洛托夫仍然毫不妥协。看来会议已陷入了无法打开的僵局。
大约四个星期后，贝尔纳斯私下对莫洛托夫说，看来再试图就和约达成协议是无益的了，因此他建议休会。这种新的态度显然使莫洛托夫感到吃惊。事实上，如果谈判了这么久的五项和约能缔结的话，苏联可以得到很大的好处。对意大利的和约规定，英美部队应于1947年年底之前撤出该国。这样的撤军可能使意大利共产党人有较大的活动范围，至少将削弱西方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同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缔结的和约，并不要求俄国部队相应地撤离这些国家，因为只要盟国继续占领奥地利，俄国就可以似乎很有理由地争辩说，需要在这些国家驻扎“保护交通线的部队”，以便支持俄国在奥地利的驻军。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德国以及经过波兰的交通线。因此，在同奥地利和德国订立和约以前，俄国人可以在这三个卫星国家中合法地驻军，这些国家对俄国和共产主义的忠诚是靠不住的。保加利亚并不位子任何交通线上，但即使根据和约，俄国部队从那里撤走，也不会使共产党的统治遭受严重危险，因为那里的共产党已经很强大。至于芬兰，和约承认俄国有权在该国永久驻军。
和约给俄国带来的第二个好处是，撤销在东欧国家中造成困难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实际上，这些机构已流于有名无实，但只要它们和根据停战协定建立的政权继续存在，西方国家在法律上就有充分权利干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事务，而英国还有权干预芬兰的事务。
另一方面，这些和约保证公民自由，并规定了一些不合俄国人心意的经济措施。莫洛托夫大概始终无意认真看待这些条文。一旦那些根据停战协定建立的政权垮台以后，共产党人便能乞灵于各国政府都享有神圣主权这一点，来解释他们所不满的那些条文了。
所以，和约谈判破裂的这种前景不会使莫洛托夫高兴。或许他断定必须要作出一些让步了。既然作出了这种决定，他便大大地退让了一下。莫洛托夫仅仅在措辞上作了些保全面子的修改后，竟然很快地一连接受了和会上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五十三项提案中的四十七项，以简单多数通过的四十一项提案中的二十四项，这使他的同事们大为惊奇。至于他仍然拒不接受的那些提案，外长们干脆把它们丢开了。这种突然打开的局面使与会者能在1946年12月6日商定了对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的五项和约的定本，于是外长会议便结束了长期拟订这些文件的工作。和约的签订日期定在1947年2月10日。
在会议结束之前，外长们商讨了对德国和奥地利和约的起草问题，并同意指示各自在伦敦的代表立即着手制订这些棘手得多和重要得多的文件。他们商定在1947年3月再举行外长会议来处理这些问题。莫斯科被选定为举行第四次外长会议的地点。
到1946年12月中旬，制定和约的过程已完全失去原来的意义了。当贝尔纳斯就任国务卿时，他曾把自己想象成再生的威尔逊，将在几个月内给欧洲和全世界带来和平。可是他遭到了莫洛托夫有计划的阻挠和猛烈的敌对的宣传攻势，结果他在走上缔造和平的历程时怀有的崇高希望几乎全落空了。看来我们有理由说，莫洛托夫的手腕比他高明。莫洛托夫玩弄一套手法，贝尔纳斯试图玩弄另一套。美国政府起先定下的目标是通过和约实现自由主义的原则，即一切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机会均等、公民自由、民主，以及解除已投降的敌国的武装。相反，莫洛托夫从一开始就要设法保住俄国在东欧的特殊地位。他成功了，而贝尔纳斯失败了。这部分是由于莫洛托夫的策略，部分也是由于贝尔纳斯自己对待和平问题的态度过于不切实际。
宣扬民主的原则，而又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这只会使俄国人恼火，而不会使他们得到什么印象，尤其因为贝尔纳斯和贝文支持的民主原则，将削弱或摧毁俄国在它西边邻国中的势力。西方本来有可能同俄国做成一笔划分“势力范围”的交易；此外，如果英美早已准备在西欧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它们本来可以迫使俄国人在东欧收敛一些。但这两种政策都没有实行，而贝尔纳斯在外交上的实际成果（五项和约），对于西方来说其实是一场挫折，而不是收获。
然而，莫洛托夫表面上的成功却意味着更大的失败。他在几次外长会议上的表现，使他失去了英美两国公众的同情。更有甚者，莫洛托夫的外交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美国政府与人民采取积极的反苏政策，并使美国没有能按照贝尔纳斯原来想象的规模与日程撤出欧洲。他粗暴地唤醒了美国巨人，使他认识到和平不象梦想中那样垂手可得，同时重新激起了美国人心中对共产主义一直怀有的恐惧，并促使美国人慷慨解囊支持非共产主义国家。莫洛托夫外交的这些副产品同俄国的长远利益是格格不入的。俄国人力求保住大战中获得的利益，并气势汹汹地要向新的地区扩张，他们就在这些行动中开始制造他们最害怕的东西——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反苏联盟。不过这些后果要到以后才十分明显，暂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可以为自己巧妙地利用和约的谈判而维护了俄国在东欧的优势感到庆幸。
从1946年4月到年底，各大国面临的最迫切、最紧要的问题是：对德国该怎么办。安理会和外长会议上的唇枪舌剑大都含有虚张声势的意味，但在德国的斗争却是很真实、很严肃的。德国位于欧洲中心，德国人民人数众多，又具有专门技术，它的煤和工业产品对于整个欧洲经济很有价值，德国民族还拥有潜在的军事力量，所有这一切配合起来使德国在欧洲以至在全世界成为争夺的主要对象。
1945年9月间，当外长会议在伦敦举行第一次会议时，贝尔纳斯曾非正式地向莫洛托夫建议：各大国应缔结一项条约，保证使德国非军事化。1945年12月间，他在莫斯科又对斯大林提起这件事，当时他得到的印象是俄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