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5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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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虽然杜鲁门和贝尔纳斯愿意使美国卷入欧洲事务到这种程度，在整个美国政策后面的指导思想是能够早日撤离欧洲。尽可能迅速地成立民主政府会简化缔结和约的工作，并让美国士兵在短期内回国。同样地，限制美国对欧洲的财政援助，将减轻国内纳税人的负担，并迫使欧洲人自力更生。美国的经济专家们当然了解这个计划距离实际可行的范围有多远，除非美国愿意看到欧洲经历无数的政治动乱和经济灾难，但是美国的政客和一般外行人很明确地感觉到，随着战争的结束，应该是恢复正常状态的时候，而且越快越好。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主要是政客，他们低估了美国公众潜在的慷慨——特别是当慷慨行为有着促进国内经济繁荣的效果的时候。但在1945年，美国国外开支对国内经济可能具有的好处只是经济学家们的抽象估计：国内的匮乏是真实的，把大量的商品运到国外去仅仅换取一点政治上的收获，这种想法似乎是胡闹。
这样，美国人在波茨坦的总的目标，就是尽快地恢复正常。欧洲的困难看来与其说是国家大事，还不如说是恼人的琐事。欧洲仍然是异邦：美国人不属于那个地方。但是在合法的房客再一次接管以前，美国人有道义上的义务在那里做一些打扫房屋的工作。
英国政府发现自己被三种互有联系的重大忧虑困扰着。一是国内的经济崩溃，二是美国过于迅速的从欧洲撤退，三是俄国在欧洲和中东的继续扩张。
随着5月23日战时联合政府的解散和接下去7月5日的大选，英国国内的问题成了首要问题。由于计算军队选票需要时间，选举的结果直到7月26日才揭晓，当时波茨坦会议正开了一半。丘吉尔看到大选后政府可能有所变动，从一开始就邀请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以观察员的身分出席波茨坦会议。选举结果公布后，艾德礼出任首相，丘吉尔就留在英国而艾德礼和他的新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则回到波茨坦来开完会议。
这个变动的影响有点象罗斯福死后美国政府的变动那样，虽然或许不是那么明显。艾德礼和贝文在战争期问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国内问题上，比较起来，特别是贝文对外交事务缺少经验。但是，内阁制保证了贝文和艾德礼对英国政府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至少具有一般的了解，实际上英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使所有的局外人都感到惊奇。但是英国大选和波茨坦会议恰巧同时举行，大概损害了英国在会议上的事业。据一个参加会议的美国人说，丘吉尔在会议的初期异常缺乏准备，而贝文在会议后期所显示出来的，更多的是大刀阔斧的作风，而不是对细节的精通熟悉。
由于发表的资料太少，我们很难肯定地说明英国在波茨坦的目标。有两点是清楚的。英国人希望说服美国人采取一种更为慷慨的租借政策，特别在对占领军提供给养方面。第二，英国人急于想同俄国人达成一种协议，以便可以从德国东部获得粮食，从而减轻英国供应英占区内稠密的工业人口的负担。这些急务反映了欧洲战事结束后英国突然面临的困难的经济形势。
一种对国内岌岌可危的经济形势的敏锐感觉，显然全面地削弱了英国的外交政策。在波茨坦会议上，英国政府似乎没有提出任何很重要的全面解决欧洲问题的建议。丘吉尔在1944年10月间与俄国商定的关于势力范围的秘密协议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英国也没有努力要重新肯定这笔交易。与此相反，英国和俄国领导人关于希腊、南斯拉夫和其他国家中最近事态的互相责难成了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这两个大国曾在上年10月在这些国家中分摊势力。英国人在南斯拉夫失去了他们的立足点，在波兰似乎也可能会这样。英国控制了一个不安定的、穷困的希腊，似乎完全抵不上新近俄国势力和影响的扩张。只要有希望获得美国的支持，丘吉尔和贝文都不愿意让俄国人新近扩大了的野心得到满足。但是除了口头的抗议外，并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英国确实提出了抗议，但这样做，只激起了斯大林的猛烈反击。
结果，波茨坦的多次会议与其说是具有谈判的性质，还不如说是具有宣传的性质。第二种后果是，俄国和英国的对立比俄国和美国的对立更容易引起冲突。英国人自然比美国人更认真地关心欧洲的事务，而且比美国人更敏锐地认识到，如果德国的经济一点不复苏，欧洲的经济复兴是不可能开始的。不说别的，煤就不得不从德国的矿井里开出来，而这意味着要为矿工提供粮食。粮食，或者必须用德国的出口商品来支付，或者必须通过与俄国人达成协议从德国东部获取。这样，英国人就比美国人更顽固地反对俄国要从德国取得赔偿的要求。在美国人中，对战败的敌人进行惩罚的思想仍然得到一些支持。
因此，美国人发现自己再一次处在中间：他们离英国人比离俄国人近得多，但只要能够调解，他们仍然可以充作调解人。当美国人发现他们的全面解决欧洲问题的方案使俄国人不高兴时，他们愿意把问题搁置起来而只说几句虔诚的空话了事。除了在德国外，他们觉得自己对欧洲事务不负有什么直接的责任。如果他们的建议不能使最直接有关的大国满意，那么一个诚实的中间人除了体面地退场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再则，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完全真诚地希望同俄国人保持相当友好的关系，并且能够象罗斯福经常做的那样，希望会发生什么事情来改善未来的关系。因此把有争议的问题放在一边并交给外长会议去处理，暂时似乎是一种很好的解决办法，所以贝尔纳斯离开会议时感到，总的看来会议是成功的。
美国的态度倾向于把他们自己的欧洲方案和俄国人支持的欧洲方案互相抵触的深度掩盖起来。或许斯大林还得到鼓励，认为美国人不会试图按照他们那些唱高调的原则行事，不会干扰他的保护国的安全区。英国似乎是主要的对手，因此，在此后的几个月中，俄国的宣传和外交工作都是针对英国的。
但是从非常现实的意义来看，波茨坦会议的根本问题与其说是英国和俄国之间的斗争，不如说是美国和俄国之间的斗争。美国人来波茨坦开会，带着一个全面解决欧洲问题的方案。俄国人对于如何安排欧洲的未来，有他们自己的完全不同的想法。当美国的建议没有被接受时，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十分爽快地撤回了他们的建议。但是这种撤回不一定意味着放弃：因为美国人比英国人拥有强大得多的力量来支持自己的政策，所以他们关于应该怎样解决欧洲问题的主张，从长远来看，比英、俄两国的代表关于彼此在欧洲小国内所采取的行动的争吵，关系要重大得多。但是，虽然这种支配着战后国际政治关系的根本对抗在波茨坦变得很明显，它却没有持续下去，也没有演成任何合乎逻辑的结论。
虽然斯大林迟到了一天，波茨坦会议仍然取得一个良好的开端。7月17日，斯大林首次拜访了杜鲁门，并留下来共进午餐。他很肯定地说，他相信希特勒仍然活着，躲在西班牙或者阿根廷，这使美国人吃了一惊。其余的谈话只限于寒暄谈笑。在下午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斯大林建议由杜鲁门主持会议。总统立刻开始处理正事。他随即提出他的顾问们拟定的四项建议：设立一个外长会议以准备和约；提出一个盟国对德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纲领；根据雅尔塔会议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采取共同行动，对意大利、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选举进行监督；放宽停战条款并接纳意大利进入联合国。丘吉尔对于杜鲁门的这种轻快活泼态度——这和罗斯福那种不拘形式的习惯形成强烈的对照——有点儿吃惊，他强调在根据杜鲁门的任何一项建议作出行动以前，有必要先进行仔细研究。斯大林已经准备好一系列他希望讨论的问题，并提出他的议事日程的提纲。他提到的项目有：德国船舶的处置，赔偿，俄国人关于托管某些前意大利殖民地的要求，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政府的外交承认，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丹吉尔的地位，叙利亚和黎巴嫩最近的事件，以及撤销在伦敦的波兰组织。丘古尔没有提出类似的纲领，但是说他将准备一个，以后交会议讨论。全体会议对提议的外长会议作了初步讨论后，把这个问题交给三国外长作进一步审查并提出报告。于是第一次全体会议就象开场时那样轻快地结束了。
在这第一次遭逢以后，杜鲁门由于看到斯大林彬彬有礼而感到放心，认为不难和这位俄国领导人达成协议。第二天的进程没有打消这种信念。外长们上午开会，一致认为设立一个外长会议是合适的。这个新机构将起草对欧亚两洲前敌国的和约。外长们商定每一条约应由曾和有关的敌国签订停战协定的国家的代表起草。当这项规定被接受以后，外长会议的组成问题也就解决了。此外又规定，法国应算作意大利停战协定的一个签字国。欧洲谘询委员会将由这个新机构所代替，但是在雅尔塔商定的由外长定期举行会议以考虑当前的问题，则不应与起草条约这项范围较为有限的工作相混淆。
同一天，7月18日下午，外长们把这一协议向全体会议汇报时，全体会议几乎没有经过讨论就接受了。这使这项计划的主要倡议者贝尔纳斯相当满意。7月20日的第四次会议上，一份明确规定外长会议的任务及其辅助组织的文件提出来并获得批准。伦敦被选定为外长会议的永久所在地，第一次会议定于1945年9月1日举行。就这样，一个媾和的机构建立起来了，至少美国人希望并相信经过几个月就可以正式缔结欧洲和约了。
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注意力集中在杜鲁门的第二项建议上：确定盟国对德国的政策。为方便起见，把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区分开来，而在这次会议上只讨论了政治政策。但是把两者完全分开是不可能的。在确定德国东部边界时发生的第一次重要冲突，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英国人不甘心让波兰领土扩张到西面的尼斯河。他们反对的理由既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根据人道主义的理由，丘吉尔为一个需要赶走几百万德国人的政策感到遗憾。根据经济上的理由，他反对使德国西部地区的粮食和其他资源由于增加几百万难民而变得格外紧张。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到，如果没有德国东部农业区的粮食供应，靠德国资源供应英占区居民的粮食是不可能的。英国人自己缺乏粮食，只能通过向外国，大部分向美国购买，才能供应英占区的德国人粮食。但是英国已经缺少美元，俄国在德国东部的政策如果进一步使英国对美国在同美国交往中的困难的经济处境更为紧张，那在英国领导人看来是完全不能允许的。
根据政治上的理由，丘吉尔认为如果波兰人取得德国的大片领土，那就为未来的战争布置了一个舞台。人们不能期望德国的民族自尊心会甘心失去那么多几世纪以来毫无争议地属于德国的领土。一项要使德国长久衰弱、无力进行任何报复的政策，也会使欧洲的一般经济和政治难以恢复，如果不是不可能恢复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当时觉得那么令人不安的俄国的军事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