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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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部分战争时期，农产品的主要供应来源是被占领的苏联领土。这些地方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德国人在他们的军队发动进攻以前，就已经充分讨论过从那里弄到粮食的可能性了。东方经济事务司农业组于1941年5月23日就德国在可能落入它控制下的俄国地方所应采取的经济政策提出了建议，并对情况作了如下的概述：
在战争的第三年中，德国的粮食情况迫切要求武装部队的一切粮食供应，不得依靠大德意志领土或大德意志领土赖以获得进口的合并区或友好地区来提供。最低的目标，即在第三年中——如果必要，也在往后的年份中——使武装部队的粮食取给于敌国的领土，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争取达到。这意味着武装部队有三分之一的人员必须完全由法国交给占领军的粮食来供应。其余的三分之二（鉴于武装部队目前的规模，所占比例甚至还要稍大一些）必须毫无例外地由东方地区来供应粮食。……除了装运的干草、麦秸、油脂、鲜蛋等等之外，还有大约一百万吨做面包用的谷物、一百二十万吨饲料谷物、二百四十万吨肉类生产所需要的谷物，换句话说，总共四百五十万吨到五百万吨的谷物，将不得不由东方占领区供应军队的需要。
粮食与农业部长巴克博士承认，占领区供应的粮食对德国人的饮食作出了贡献。在1944年5月13日的演讲中，他说：
占领的头两年中在东方取得的成就，弥补了我们由于德国收成较差而遭受的损失，从而给了我们必要的行动自由。这些地方现在已经不受我们支配的这一事实，迫使我们放弃了增加某些粮食配给的计划。
德国农业协会的机关报《N·S·乡邮报》在1943年12月底说：“我们为军队和德国弄到了两个月的谷物配给、一个多月的肉类配给和几乎整整一个月的脂肪配给。要说我们目前在东方放弃的那些地区对我们不重要，那是错误的。”
在撤出占领区以前，德国军队和民政占领当局经常转移走了大量粮食。有一个战地记者在1943年12月21日从东线报道说：“撤退之际，光是南线一个战区内，每天就有八十列撤退列车驶出。有十九万八千头牛、二十万头羊和十二万八千匹马被运走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并不是狭义的军事行动。”
直到战争的最后阶段，德国的消费者都受到庇护，没有象占领区人民那样受苦，但是他们也决不是完全没有受到粮食供应量波动的影响。起初，配给量是相当丰富的，但是在1940年和1941年作了少量的削减后，1942年春天面包的配给量猛减了一次。在他们占领了东方盛产粮食的地区以后，粮食配给量有所增加。1944年和1945年，当这些地方被放弃以后，配给量削减了好几次，减去的数量一次比一次多。1944年以前，粮食供应减少了不到百分之十，但是在德国崩溃前的最后一年中，数量却陡然减少了。
尽管配给量有所改变，配给制度却可以说是成功地把不太充裕的粮食供应分配得相当令人满意。除了少数例外，配给量都十足照发，因此在德国发生的违反配给条例的罪行比在欧洲大陆任何其他国家都少。至于总的供应数量，各个不同的作者的估计多少是相互矛盾的。如果把不列入配给计划的食品的消费量也包括在内，那么全体平民摄取的卡路里的平均数，就从1939…1940年的每天二千七百卡路里，下降到1944…1945年的二千四百五十卡路里。在1945年的头几个月中，它又下降到二千一百卡路里，非农业人口的消费量第一次下降到二千卡路里和二千卡路里以下，而一般消费者——即社会上每三个人中的一个人——的配给量则下降到大大低于这个水平，到了最后，在德国投降以前，下降到一千六百卡路里。
在战争的头五年里，德国人的饮食一直是单调的和不太可口的。它充斥着体积大、长气力的食物，而缺乏高质量的蛋白质和矿物质，不过并不严重缺少任何重要的营养。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中，德国人饮食中的动物蛋白质下降到战前水平的四分之三，可见的和不可见的脂肪下降到三分之二。对一般消费者的供应量始终就不十分充足，但是对家庭作为一个整体来说，饮食通常至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最低营养。
德国人民的健康并没有由于缺少食品而受到损害。工厂中生病和缺勤的比例并不过高。在出现这种情形时，主要是由于工作过度和在猛烈的空袭下生活条件普遍恶化，而不是由于营养不良。在1943…1944年的冬天，流行性感冒席卷了德国，而到战争结束时，还出现了某些轻微的皮肤病。在其他方面，德国人民的健康和营养情况，在战争中自始至终都保持得非常好。甚至在德军最后崩溃而带来的苦难时期，多亏了地方紧急配给，人民还是得到了最低限度的食品供应，从而避免发生骚动。
战争爆发时，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农业情况都很健全。二十年代后期的经济萧条，导致欧洲大陆各国政府普遍对农业进行援助，所以战争爆发前的那十年，是粮食生产稳步增长的时期。增产大部分是由于生产的强化，而不是由于种植面积的扩大。肥料应用得比以前更广泛，农业机械也使用得比以前更频繁，作物轮种的方法改进了，畜产品的数量也有所增加。结果，欧洲大陆作为一个整体提供了它所需要的食品的将近百分之九十（按卡路里计算），仅在饲料方面缺少百分之十，而在脂肪和食油方面则缺少百分之四十五。同德国一样，欧洲大陆在做面包用的谷物、土豆、食糖和牛奶方面几乎可以自给，但是有百分之十五的肉类要依靠海外供应。由于预料将会出现紧急情况，大多数国家都增加了储存，管制粮食的法律也准备就绪，而且基本工作人员都已内定。在1939年9月，据认为只需要作一些较小的变动，但是结果在欧洲大陆的不止一个国家内，这些准备工作都证明是很不够的。
战争爆发以前，德国以外的各国对于管制食品的生产、征集、定价和分配只做了有限的准备工作，而且大多数国家只是在被德国占领以后，方才实行了或完成了管理粮食的制度。德国政策的总的原则，从一开始就是把管理权授予原来的行政机构和现成的农场主及商人协会。可是，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组织后来都解散了或改组了，到最后往往连细枝末节都照抄德国的制度。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便于控制食品的征集和分配，但是各处都作了尝试，想把德国典范的思想方式也强加于人。
在欧洲大陆各处，全采用了生产和交售的定额，规定了播种率和饲养率，控制了价格和补助金额。控制生产和分配的主要工具，是农场记录和营业执照，但到战争的最后阶段，如同德国的情形一样，这些记录往往竟然是靠不住的。为了补救这一点，他们曾建议成立一些“农村三角组织”，即由村长、农民代表以及同纳粹合作的政党的领袖所组成的地方管理机构。然而，简直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类机构的工作是很有效的。
在合并区，完全实行了德国的制度，所有负责的职务不是派给了德国人，就是派给了日耳曼人。在德国统治下的其他国家里，这个制度在农业方面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各各不同，不过，德国的影响到处都很明显。在西欧各地（只有丹麦不在其内，它是唯一获准保持原有的行政机构不变的国家），以德国农业协会为蓝本的社团组织纷纷成立起来，而那些主管农业的政府部门的权力也加强了。政策的最后决定权保留给了德国人，但在其他方面，管理权则留在本国人的手里。
在意大利，1940年底以前一直没有做过多少工作来采用和实行管制。1940年底，他们才把分配工作从劳资组合部长的手中移交给了农业部长去主管。由于下级行政机构的情况依然很混乱，不得不进一步采取措施来减少官僚政治的无能。到1941年，管制加强了，先前不受管制的商品这时也被强制收购。1942年初，成立了一个部际供应、分配与价格委员会，负责简化行政管理和扩大管制制度。尽管情况有了某些改进，意大利农民仍然找出种种方法来使大量的产品不受官方的管制。
法国的情形可以说也是一样，那里的行政机构始终没有能十分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在德军占领法国全境后，他们才试图成立一个有效的粮食管理机构。由于没有下级行政机构，于是在三万多个村庄里成立了“村会”，这些村会又组成区域性的农民协会。象在德国一样，农民协会的会长同时又是农业部长。农业部直接负责大城镇和工业地区的粮食供应，而在农村地区，则由地方行政长官来负责供应工作。国内谷物的交流由谷麦局的后身全国谷物局控制，而畜产品则由中央乳品委员会和全国肉品委员会负责管理。
在占领下的比利时，两个负责粮食供应工作的部门合并成了农业与粮食补给部，并且仿照德国的榜样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来接管原有的一切农业组织。在荷兰，1939年成立的战时粮食机构，起先得到德国占领当局的承认，可是后来却由人们熟悉的全国农业协会所取代。不过，由于国家管制的基础早在德国入侵以前就已经奠定，荷兰的制度继续发挥作用而没有受到多少干涉，结果是，直到战争的最后阶段，当战事妨碍了交通和管制工作时，粮食的分配工作仍然令人相当满意。
在德国侵入挪威以后，全国农场主协会遭到取缔，另行成立了“农民协会”，但是这个组织并没有行政权，生产与分配的管理权由各部分别行使。丹麦，如同上文已经说过的那样，是德国当局不干涉原有的行政机构的唯一被占领国家。
在东欧和东南欧，由于遭到肢解，管制的制度各个区域不同。在有些情况下，因为有游击战争，甚至各个地方也不同。由于农村地区是可以自给的，因此粮食管理的主要工作是为城镇，为军事和民政占领当局提供粮食。
除了规定生产和交售的定额以及播种率和饲养率以外，各处还试图采用德国的价格管制办法。可是，它们都不象在德国那样行之有效，结果欧洲各地粮价都直线上升。总的说来，在合并区和附属区，涨得最少，在斯堪的纳维亚涨得稍多，在西欧和南欧更多，而在东南欧则最多。
在食品配给方面，象在粮食管制方面那样，大多数欧洲国家在战争爆发前都没有做过什么工作。有的国家作了某种初步的准备，但通常只是在战争即将爆发前才对食糖、咖啡和茶叶实行了配给。所有主要食品的控制性分配，只是在德国占领当局进行干涉后才组织起来，结果在整个大陆上，对食品配给的管制相当一致地都是以德国方式为榜样。这种方式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实际上对所有的食品全实行了配给，其中包括面包、面粉、谷物，到最后还包括土豆。只有水果、蔬菜、鱼类和野味在大多数国家里仍然不用配给。基本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