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台于南山之下,宜起居饮食与山接也。……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太守陈公杖屡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身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高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公日,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就复于公日,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缓,狐险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第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其求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较?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钦?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刚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倘若苏东坡年龄再大些,文字之间的语调儿会更温和些,讽刺的箭也许隐藏得更巧妙些。这篇记叙文,本为庆祝而作,却在沉静中沉思其将来坍塌毁坏之状,并含有太守不知所住之城外有山之讽刺,在中国志记文中尚属罕见。但是陈太守这个老头子确实肚量够大,竟不以为忤。这一次他对此文一字未予更动,照原作刻在石碑上。
由此可见,陈太守为人心地并不坏。在二人分手之后,东坡也看出此种情形,因而有修好之举。成了名的作家常有的应酬,就是应子侄辈之请为其先人写墓志铭。墓志文字必须赞美亡故者,但多为陈词滥调,而且言不由衷,故无文学价值。写此等文字古人每称之为馅媚死者,但是此等事仍为作家极难避免之社交应酬。在这一方面,苏东坡自己应有极严格的规定,而且确实做到了。他绝不写一篇此种文章,即使王公贵人相求,也是不写。在他一生之中,他只写了七篇墓志铭,皆有特别的理由,他的确有话要说才写的。几年之后,他也为陈太守写了一篇。除去他为司马光写的那篇之外,这篇算是最长的。因为东坡和那位陈太守,最后彼此都向对方十分敬仰。
陈太守的儿子陈慥,后来成了苏东坡毕生的友人,此子不可不在此一提。陈慥喜欢饮酒骑马,击剑打猎,并且慷慨大度,挥金如土。一天,陈慥正在山中骑马打猎,有两个兵卒相随。他前面忽然有一只喜鹊飞起,他的随员没有将此喜鹊击落。这位年轻的猎人咒骂了一声,他从丛林中隐藏处一马冲出,哑的一箭射去,喜鹊应声落地。这个青年的脸上,似乎有什么特别之处吸引住苏东坡。后来有人传言,说陈慥的父亲在他处做官之时曾有纳贿之事,被判处死刑。传闻是这样,苏东坡正要遭受贬谪之时,陈慥正隐居在黄州,苏东坡的仇人想起苏东坡当年与陈慥的父亲交恶,就把他贬谪到黄州来,好使陈慥对付苏东坡。也许陈慥要为父报仇,这样苏东坡的敌人就可以借刀杀人了。但是事实上,苏东坡与陈慥父亲之死毫无关系,陈慥反成了苏东坡谪居黄州期间最好的朋友。
苏东坡又遇见了一位“朋友”——章惇,章惇命定是苏东坡后半生宦途上的克星。章惇后来成了一个极为狠毒的政客,现在官居太守之职,所治县分距此不远,也在湖北省境。我们手下没有资料可以证明是否苏夫人曾经警告过丈夫要提防章惇,但是章惇确是富有才华,豪爽大方,正是苏东坡所喜爱的那一等人。苏东坡曾经预测过章惇的前途,这个故事是人常说起的。是在往芦关旅行的途中,苏章二人进入深山,再往前就到黑水谷了,这时来到一条深涧边,上面架着一条窄木板,下面距有百尺光景,有深流滚翻倾泻,两侧巨石陡峭。章惇是极有勇气之人,向苏东坡提出从木板上走过去,在对面岩石的峭壁上题一行字,一般游客是常在名胜之地题词的。苏东坡不肯过去,章惇以无动于衷的定力,独自走过那条深涧。然后把长袍塞在腰间,抓住一根悬挂的绳索,坠下悬崖,到对面小溪的岸上,在岩石上题了“苏武章惇游此”六个大字。随后又轻松自如若无其事般由独木桥上走回来。苏东坡用手拍了拍他这位朋友的肩膀说:“终有一天你会杀人的。”章惇间:“为什么?”苏东坡回答说:“敢于玩弄自己性命的人自然敢取别人的性命。”苏东坡的预测是否可靠,且看后文分解。
仁宗驾崩后,苏东坡受命督察自陕西西部山中运输木材供修建陵寝之用的工事,这时他又忙碌了一阵子,此外平时他并不十分快乐。他颇为想家。仁宗嘉佑八年(一○六三)他写信向子由说:
〖始者学书判,近亦如问回。但知今当为,敢问向所由。士方其未得,唯以不得忧,既得又忧失,此心浩难收。譬如倦行客,中路逢清流。尘埃虽未脱,暂想得一漱。我欲走南涧,春禽始嘤哟,鞍掌久不决,尔来已祖秋。桥山日月迫,府县烦差抽。王事谁敢想,民劳吏宜羞。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对之食不饱,余事更送求。幼劳幸已过,朽钝不任馊。秋风迫吹帽,西阜可纵游。聊为一日乐,慰此百日愁。〗
仁宗嘉佑九年(一○六四)他解除官职,内兄自四川来与同居,次年正月,举家迁返京都。当时,凡地方官做官三年之后,朝廷就要考察他政绩如何,叫做“磨勘”。依据察考的结果,再经推荐,另授新职。东坡既然回京,子由获得了自由,不久就外放到北方的大名府去做官,当时大名府也叫“北京”,在今日的北京南方一百里。
新主英宗,早闻苏东坡的名气,要破格拔擢,任以翰林之职,为皇帝司草诏等事。宰相韩倚反对,建议皇帝,为苏东坡计,应俟其才干老练,不宜于突然予以如此高位。皇帝又称拟授命他掌管宫中公务之记载。宰相又提出反对,说此一职位与“制诏”性质相近。他推荐苏东坡到文化教育部门去任职,并且苏东坡要经过此等职位所需之正常考试。皇帝说:“在不知一人之才干时,方予以考试。现在为何要考苏东坡?”但是终于按照宰相的意见,苏东坡依法考试,他考试及格,于是在史馆任职。在史馆任职的官员,要轮流在宫中图书馆工作,而苏东坡正以有此良机饱读珍本书籍、名人手稿、名家绘画为乐。
那年五月,苏东坡的妻子以二十六岁之年病逝,遗有一子,年方六岁。苏洵对东坡说:“汝妻嫁后随汝至今,未及见汝有成,共享安乐。汝当于汝母坟茔旁葬之。”在妻死后的第十周年,苏东坡写了两首词以寄情思,两首小词颇离奇凄艳,其令人迷惘的音乐之美,可惜今日不能唱出了。其词如下: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妻子死后,次年四月老父病逝,时为英宗治平三年(一○六六)。苏洵已完成了《大常因革礼》一百卷。自然如一般预料,兄弟二人立即辞去官职,经过迢迢的旱路水路,把父亲和东坡妻子的灵柩运回四川眉州故里,在祖茔埋葬。朋友们纷纷馈送葬仪。
运送灵柩,他们必须雇船自安徽走水路,然后再顺长江逆流而上。两兄弟不惜多费时日,用以满足沿途畅游之愿,所以到次年四月才安抵故里。父亲的坟墓早在父亲自己营建之下完成,只要将父亲灵柩安放在母亲墓穴之旁,便算完事。不过苏东坡好大喜功,他在山上种了三千棵松树,希望将来长成一带松林。
现在又要过一段蛰居的生活。要到两年零三个月才居丧期满(神宗熙宁元年七月,一○六八)。在他们回京之前,必须做两件事。苏东坡要师法父亲为纪念母亲而立两尊佛像的往例,必须立一座庙,以纪念父亲。在庙内,他悬有父亲遗像,另外四张极宝贵的吴道子画的四张佛像,是他在凤翔时物色到的。庙的建造费要白银一千两,苏氏兄弟共出一半,其余由和尚筹募。
居丧期满后,苏东坡要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续弦。新娘是前妻的堂妹,王杰的女儿。十年前,为母亲的丧礼,苏东坡曾经返里奔丧,常到妻家青神去。润之当年只有十岁或是十一岁,多次在她家看见东坡。在大家一同出外游玩野餐之时,她看见东坡那么年轻就在科举考试中得了魁元,心里惊奇赞赏。现在她是二十岁的小姐了,因为东坡父母双亡,他自然可凭自己的意思择偶,而觉得她正合心意。这件婚事大概要归功于润之哥哥的张罗,因为他已经对东坡感情很深厚。润之因为比丈夫小十一岁,早就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她似乎是什么事都听从丈夫的心愿。她一直无法教丈夫节省花费,一直到他在世最后那些年。她不如前妻能干,秉性也比较柔和,遇事顺随,容易满足。在丈夫生活最活跃的那些年,她一直与他相伴,抚养堂姐的遗孤和自己的儿子,在丈夫宦海浮沉的生活里,一直和丈夫同甘共苦。男人一生在心思和精神上有那么奇特难言的惊险变化,所以女人只要聪明解事,规矩正常,由她身上时时使男人联想到美丽、健康、善良,也就足够了。男人的头脑会驰骋于诸多方面,凝注新的事物情况,为千千万万的念头想法而难得清闲,时而欣喜雀跃,时而有隐忧剧痛,因此觉得女人的宁静稳定,反倒能使人生在滔滔岁月之中进展运行而不息,感到纳闷难解。
在神宗熙宁元年(一○六八)腊月,在把照顾父母的坟茔等事交托给堂兄子安和一个邻人杨某之后,苏氏兄弟乃携眷自陆路返回京都。此后兄弟二人谁也没再返归乡里,因为抵达京都之后,二人都卷入政坛的漩涡之中。后来虽然宦游四方,但迄未得返里一行。
第七章 王安石变法
苏氏兄弟在神宗熙宁二年(一○六九)到达京师。从那年起,中国则在政潮汹涌中卷入新社会的实验里,而此一政治波浪所引起的冲击震荡不绝,直到宋朝灭亡而后已。这是中国最后一次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实验,绝不是第一次。在中国四千年的历史上,有四次变法,结果都归于惨败。最成功的一次是法家商鞅的法西斯极权主义,因为商鞅的学说由秦始皇——万里长城的筑造人,认真的实行出来。这个早期法西斯学说有二大特色,一为崇武,一为重农,但是这两项仍是合而为一的,因为商鞅坚信有勤苦之农民乃有勇武之精兵,中产阶级的商人贸易者,应当力予制压。但是,尽人皆知,那个威力强大的军事组织,依照此一学说已经建立,随后发展起来,且已使秦朝的专政之君统一了全中国,正当这样的政治学说要应用于全中国之时,一个庞大无比的帝国,真是出人意料,竟在数年之内崩溃了。
另外有两次激进的改革,一次是汉武帝时,一次是在王莽当政时。第一次是按照桑弘羊的国家资本财政论,虽然战争绵延,国库赖以增富,但是终以几乎招致叛乱而废止。第二次则因王莽被推翻而新政亦成泡影。所以,如今王安石变法成为第四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