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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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病榻上口授遗嘱，由汪精卫笔录，孙中山签名——这便是著名的《总理遗嘱》。这就像一口洪钟坠地，发出震惊华夏的巨响。
　　孙中山逝世之后，汪精卫俨然成了孙中山的继承人，一九二五年七月，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军委主席。此外，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长。这样，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成为国民党的“四巨头”。此时，蒋介石尚未显山露水，只是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黄埔军校校长以及广州市卫戍司令。一个月后，一声枪响，打破了刚刚形成的国民党“四巨头”格局。那是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上午九时五十分，一辆小轿车驶抵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一位中等身材、微微驼背的瘦削男子，年近花甲，在一位年岁相仿的妇女陪同下刚刚下车，枪声骤响，那男子饮弹而倒，鲜血喷涌。急送医院，才一个多小时，他永远闭上了眼睛。此男子便是“四巨头”之一的廖仲恺。那妇女是他的夫人何香凝。廖仲恺乃孙中山的倚柱，国民党内左派领袖。用当时中共广州临时委员会委员罗亦农的话来说：“廖仲恺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健将，中山先生死后，中国国民党中，真能继续中山先生的遗志，实际上领导革命群众实行革命的首领。”罗亦农：《廖仲恺遇刺前后的广州政局》，《向导》，第一三○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出版。刺客的子弹，使“四巨头”变成了“三巨头”。一名受伤的刺客，当场被捕，据传与胡汉民有瓜葛。当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举行党、政、军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处理廖案特别委员会”，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为委员，赋予政治、军事、警察全权。胡汉民受廖案牵连，被排斥在外。于是，形成了汪、许、蒋“三巨头”局面，蒋介石头一回进入国民党领导核心之中。经审查，刺廖乃由朱卓人、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等主谋，内中有的是胡汉民旧部下，也有的为许崇智僚属。于是，八月二十五日，蒋介石下令拘捕胡汉民。于是，九月十九日深夜，蒋介石派兵包围许崇智司令部，迫使许崇智去沪“养病”。许崇智身为军事部长兼粤军总司令、广东省政府主席，原本手下兵强马壮，称雄广东。鹬蚌相争，渔人得利。那一声枪响，死了廖仲恺，抓了胡汉民，走了许崇智，一下子使原先的“四巨头”少了三个。“渔人”蒋介石崛起，取而代之，把许崇智的部队归于自己手下，成为国民党内手握重兵的最有实力的人物——蒋介石在这次政治大格斗中，头一回显示了他具备商人的精明和军人的铁腕。
　　正是在此时此际，毛泽东来到广州。两手空空，没有一兵一卒，毛泽东手中只有一支笔。跟蒋介石相比，毛泽东一介书生，无权无势。虽说毛泽东失去了他在中共中央的职务，不过，他毕竟还是国民党的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于是，他来到那刚刚响过枪声的地方——国民党中央党部，在那里住了下来。毛泽东擅长写作，自然最宜于做宣传工作。倒也凑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正空缺，便安排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可算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原本推定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戴季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戴季陶此人，亦乃一笔杆子，曾任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孙中山病重期间，戴季陶侍立于病榻左右。据其自云，孙中山在病中反思一生道路，对戴季陶不时谈及自己的所闻所见。于是，戴季陶也就得到孙中山学说的“真传”，遂易名“戴传贤”。孙中山故后，戴季陶闭门两月，奋笔疾书，写出《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著，俨然成了孙中山学说的“正宗”继承者、捍卫者、发展者。然而，两书一出，舆论哗然。有人讽之为：“孔子传之于孙中山，孙中山再传之于戴季陶。”寥寥一语，弄得戴季陶哭笑不得！戴季陶一度是左翼人士，曾参与中共的创立。中国共产党纲领，最初便出自他的笔下。不过，他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他声称，孙中山先生在世一日，他便不能加入别党。此后，他由左翼倒向右翼。在国民党“一全”大会上，他曾反对过联俄联共。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坐落在北京远郊的西山碧云寺，忽地出现一群衣冠楚楚的客人。明朝马汝骥曾诗云：“西山台殿数百十，侈丽无过碧云寺。”碧云寺乃西山明珠，平日游人常来，自一九二五年三月之后，游人倍增——因为孙中山在北京去世后，灵柩暂停于此（一九二九年后移葬南京中山陵）。于是，这群衣冠楚楚的人物，也选择此处开会，表示对孙中山的“忠诚”。来人之中，有国民党中央执委及候补执委林森、居正、邹鲁、覃振、叶楚伧、石青阳、石瑛、邵元冲、茅祖权、傅汝霖，还有已经退出中共的沈定一，以及中央监察委员谢持、张继。这是国民党右翼人士的大集会。他们自称这是“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他们与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相抗衡，另行成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党部。由于会议在西山召开，史称“西山会议”。这批头头脑脑，也就成了“西山会议派”。戴季陶理所当然支持“西山会议派”，欣然北上，欲与邹鲁、林森等共赴西山。事出意外，一位国民党右翼元老冯自由（原名冯懋龙）却听了误传，说戴季陶乃中共党员，于是派人对他拳打脚踢，弄得戴季陶好难堪！这位孙中山“嫡传”弟子颇为扫兴，狼狈离京赴沪——不过，他列名于西山会议的通电之中，依然是“西山会议派”的一分子。戴季陶正陷于风波之中，何况他已站到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对立面了，当然他那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成了虚设，毛泽东也就代理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之职。一时间，蒋介石掌握枪杆子，毛泽东则掌握笔杆子，共事于广州……
　　第一部分：最初岁月毛　蒋在国民党“二全”大会一起登台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这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如今是《毛泽东选集》开卷首篇。虽说《毛泽东选集》上注明此文的写作（发表）时间是“一九二六年三月”，实际上此文首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由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司令部主办的《革命》半月刊第四期上。
　　毛泽东是一位著作高手：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手中的笔杆子变得异常忙碌。虽说此前他曾发表过一百来篇文章，但是他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作为《毛泽东选集》首篇，表明他自以为这是他的思想日渐成熟的开端。不过，载入今日《毛泽东选集》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曾作了修改。当时的原文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和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要分清敌人与朋友，却并不容易。中国革命亘三十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毛泽东为一九二五年十月中下旬召开的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了宣言。十一月下旬，又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起草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十二月初，毛泽东主编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周报》。发刊词出自他笔下，《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等杂文亦出自他的手笔。在毛泽东到达广州不久，他的妻子杨开慧携岸英、岸青两子也来广州，同住于东山庙前西街三十八号。
　　就在毛泽东忙于起草宣言、主编刊物之时，蒋介石正忙于东征——征讨广东军阀陈炯明。蒋介石被任命为东征军总指挥，而总政治部主任则是二十七岁的中共党员周恩来。那年，周恩来刚刚回国——离别祖国四年，一九二四年九月初自法国回来到广州。他先是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旋即脱下西装，穿上军装，被派往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从此，周恩来跟校长蒋介石共事。蒋介石颇为欣赏周恩来的才干，只是暗地里叹息：“可惜，这个浓眉大眼的周恩来是共产党！”蒋介石率三万之众东征。依然国共合作，请周恩来出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
　　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东征军出师。十月十四日，首战大捷，一举攻克陈炯明老巢惠州城。紧接着，蒋介石挥师乘胜追击，到十一月底，荡平了陈炯明部队。班师归羊城，蒋介石名声大振！在蒋介石顺风顺水的时候，中国国民党“二全”大会紧锣密鼓，准备召开：一是根据党章规定，一年一度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二是“西山会议派”那么一闹，另立中央，广州不能不开“二全”大会，对他们进行“弹劾”。毛泽东积极参与国民党“二全”大会的筹备工作，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五委员之一。毛泽东还执笔起草了《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
　　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高高扎起了绿色松柏门楼，门楼两侧写着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央党部大礼堂内，高悬孙中山遗像，旁置“奋斗”两个大字。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上午八时半，礼炮轰鸣，两架飞机在空中翱翔，抛撒着纪念品。九时，中国国民党“二全”大会在中央党部大礼堂开幕。大会主席为汪精卫，大会秘书长则为共产党人吴玉章。毛泽东坐在代表席上，他的座位为十五号。到会代表二百五十六人，中共党员占一百来人。蒋介石今非昔比。在国民党“一全”大会时，他连代表都未曾当上。这一回，他不仅是代表，而且在一月六日下午，向大会作军事状况报告。蒋介石成了“东征英雄”，他慷慨激昂地宣称：“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蒋介石报告毕，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此时，代表李子锋站了起来，提出一动议：“请全体代表起立，向蒋介石同志致敬，勉其始终为党为国奋斗。”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在全国代表大会为一位并非领袖的人物起立致敬，尚是首次。国民党左派人士詹大悲（在“二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看不下去，给大会主席团写了一信，要求从大会记录上删去李子锋的动议。不过，当年蒋介石呼声甚高，成了国民党的一颗政治新星，倒是由此可见一斑。
　　两天之后——　一月八日下午，毛泽东步上主席台，作《宣传部两年经过状况》报告。在一月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和蒋介石相继上台讲话。当时的会议记录上，这么记载着：一、甘乃光同志报告商民运动决议案。
　　二、毛泽东同志报告宣传审查委员会决议案。主席（引者注：即汪精卫）：赞成者举手（大多数，通过）。
　　三、蒋中正同志提出改良士兵经济生活案。
　　主席：以赞成照原案交国民政府办理者举手，付表决（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三七八页，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头一回同台报告，这也是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