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深处-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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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儿无师自通。所以在美国的第一年，巴图有好几门课得了D，用中文讲叫“挂红灯”。但是到了第二年、第三年，成绩单上的字母就不再让我担忧了。
巴图在美国的第一个情人节很特别（在中国，没有哪个成人认为“情人节”和十四五岁的孩子有关）。他告诉我在那一天，老师作为“爱的使者”，可能会敲开305宿舍的房门，带着一束花，告诉他们这是407的Helen送给Johnson的，你愿意今晚与她一起看场电影吗？
于是我问巴图：“有人送花给你吗？”
“目前没有，亚洲人都没得到花。”巴图措辞严谨，强调这种状况可能只是暂时的。
“那你给别的女孩子送花了吗？”我忍住笑问。
“目前没有，那些女生我都看不上。”这次他的回答理直气壮得多。依我猜，这孩子要是有钱，宁可拿去买“比萨”吃也懒得讨好哪个女孩子。
随着儿子一天天地长大，我也在学习不再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否则我累，孩子更累。
那天我闲来无事，打电话给巴图，是录音留言状态。“嘀”一声响后，我欢快地对着电话说：“巴图，妈妈给你打电话，妈妈很想你，你方便的时候来个电话好吗？拜拜！”等了俩小时，没有回应，我又把电话追过去，仍是留言：“巴图，妈妈一直在等你电话，你怎么不回啊？你给我回一个好吗？”我装成很可怜的样子。
又过两个小时，我有些愠怒，心想这孩子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巴图，你怎么还不来电话？我告诉你，妈妈特别生气？你干吗呢？给我回电话！”打第四个电话时我的情绪已经要失控了。“巴图我告诉你，今天晚上妈妈不睡了！看你什么时候打电话过来！”全部心思都放在孩子身上的女人就是这样，很容易钻牛角尖。其实孩子能有多大个错呢？可能他听到第一个电话留言时正在和朋友玩儿，没工夫理我。听到第二个留言觉得妈妈又是老一套，没什么意思。然后稀里糊涂就接到第三个、第四个留言，妈妈已经气疯了，叫他还怎么回呢？这时候回电话，就必须瞎编，刚才为什么没有回，在干什么，和谁一起最后就变成了惹不起躲得起，任凭你怎么喊怎么骂，我干脆不回了，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
1998年8月25日，妈妈、婆婆和巴图一起为我过生日，这也是我们结婚一周年纪念日
而当他真的打电话给我，通常是遇到了什么麻烦：犯了错误、缺钱花，或是没考好。“妈妈！”电话里他一喊我，我的心“噗通”一下便落了地，“我跟你说件事”一听这开场白，刚刚落地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儿。
所以现在我再留言给他通常是这样措辞的：“巴图，你要是想跟妈妈说话就打个电话给我，实在懒得打就算了。妈妈很想你。”我无法要求一个16岁的男孩子每天思念我，每周都想听我说话，我必须接受的是他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会经常思念着另外一个女人。我养了两只小狗，照顾它们给我带来乐趣。至于儿子，我一定会让他过自己想过的人生。
幸福来得如此突然
离婚后的那个夏天，我要回了巴图的“监护权”。我们娘儿俩在亚运村租了一套公寓住下来，一室一厅，月租高得惊人。白天，我以泪洗面，晚上抱着枕头说话，逢人便哭诉自己的悲惨境遇。听的音乐不是充满宗教色彩，就是“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孤独总在我左右”、“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基本上离精神病不远了。
这时候，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两个特别好的朋友：苏小明和张暴默。她们认为我不能一直以这副祥林嫂的形象示人，发誓要帮我一起开创新的生活。
每天，苏小明就在我面前“哗哗”地翻她那本通讯录，边翻边发牢骚：“怎么他妈没一个未婚的！”她一心给我找一个可靠的男朋友，哪怕暂且不谈婚论嫁。
第一个男朋友用现在的话讲是个“海归”，非技术型人才，外形很各色：体重200多斤，头上系小方巾，开大吉普，敞着天窗。
“这人身体太好了吧”他硕大的体型使我不得不望而却步。
“我靠，那你说清楚了，你喜欢身体不好的？”苏小明恨铁不成钢，很快给我介绍了第二个男朋友，此君高瘦儒雅，对我非常体贴入微。我与他约会过两次，除了吃饭和聊天，绝无“越轨”之举。
苏小明知道后急了，一个电话打过去：“我说你怎么回事？有你这样的吗？你得‘扑’啊！（意指主动点儿）” 又回头对我劈头盖脸：“你也得主动点儿知道吗？今儿你跟我说清楚，你到底想找什么样儿的呀？”我想了想，条件有三。第一，我是非常注重交流的人，他必须跟我说得上话。第二，我不要他特别有钱，我可以养活他。如果我的条件在某一方面比他好一点儿，他可能就不会丢掉我。第三，他最好是丧偶的，于是他懂得珍惜我，知道有一天爱人会离去“得了得了，你这忒难了！”苏小明不耐烦地打断我，“还得先把人家老婆弄死！”如此这般折腾几回，我已经心灰意冷，决意与儿子相依为命了此余生。很久没有人找我拍戏，为了维持生活质量，我打算“出卖隐私”写书赚钱。于是在我家里是这样一幅情景：桌子上、椅子上、床上、地上，铺天盖地全是稿纸，稿纸中间有一个不洗脸、不梳头、面如菜色的女人正在含着眼泪奋笔疾书，旁边是她幼小的儿子，坐在那里寂寞地玩着玩具。
有一天，我正在家里回顾前半生的血泪史，苏小明打来一个电话：
“干吗呢？”
“写东西呢。”
“得了别写了，你今天晚上得出来跟我们一块儿吃饭。”
“不行啊姐姐，你是不是又要给我介绍男朋友啊？”
“你真没劲，我告诉你啊，绝对不会！就我们几个女的。”尽管她一口咬定只是普通的朋友聚会，我还是隐约觉得“有情况”。
“姐姐你死了这条心吧，我就是一个黄脸婆，还拖着个‘油瓶儿’，人家谁愿意理我呀？”话虽有几分玩笑，内心确是凄凉。
这时候，正坐在床上玩儿的巴图说话了：“我妈妈不是黄脸婆。”小人儿抬脸望着我，表情颇认真。突然间，我的眼泪奔涌而出。电话里苏小明还在做工作：“哎我说，你在听吗？我跟你说你现在这样儿不行啊，这叫自暴自弃你懂不懂？”
“行，姐姐，你说几点吧，在哪儿。”
我们4个孩子都是奶奶一手带大的
“今晚6点，建国饭店。你给我化点妆啊，见我们几个女的也不能拿自己不当人，听见没有！”当晚5点55分，我再次提前到达建国饭店。之所以说“再次”，是因为我逢约会必提前，永远学不会摆谱儿，特露怯。还好，尽管我再次提前，却是最后一个。
这伙儿人，果然被我猜中了。在座的除了苏小明、张暴默，还有一位英俊儒雅的男士，一眼望去相当赏心悦目。她们软硬兼施地哄我过来，我本有几分怨气，这会儿全打消了，脚下有些飘飘然，不过又立刻警觉起来——这人肯定是有什么毛病吧？要不能落在我手里？
席间我与这位姓赵的先生比肩而坐，话语十分投机。我记得他问我老家是哪里，我说山东，苏小明为了活跃气氛赶忙举手说她也是山东人，可是人家根本就像没听见，注意力全在我这里。我心里喜忧参半，喜的是今天居然白拣一个大便宜，忧的是天下真有白拣的便宜吗？
趁着我去洗手间的工夫，苏小明和张暴默也“噔噔噔”脚底生风跟了过来：“怎么样怎么样？你看他还行吧？”
“这个人，条件忒好点儿了吧？是不是生理上有问题啊？”我其实特别不愿意这么不浪漫，但又确实不敢把现实想象得过于美好。“他要是没问题，怎么可能留给我啊？”
“没问题，我跟你说，不信咱可以打个赌！”
“多少钱？”
“2万！他要是有问题，我给你2万！”
“成，就这么定了。”三个女人重新入席，各自心怀鬼胎，玩笑间动辄就提到那个2万的赌。赵先生不明就里，还很真诚地问道：“你们打的什么赌啊？我也下个注好不好？”那天晚上我没开车，我的车坏了，于是赵先生送我回家。到了楼下他帮我打开车前盖看了看，弄了黑乎乎的两手机油。我说：“上楼洗洗手吧！”他犹豫着这是否合适。我告诉他没什么不合适的。于是我们一起回到我那小得可怜的公寓中。
洗了手，我给他看我正在写的“作品”，他边看边笑。那些文字真是太重要了，尽管最终没有发表，却让他从中读懂了我伤痛而落寞的心。
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和他们在一起
我从来没敢想象我的幸福来得那么突然。
那一天，他出现了，像一束光，把我和我的四周以及我目光所及的世界照亮。
我是那么幸福，浑身暖融融。我失去过爱，才懂得如何珍惜爱，才知道我需要什么样的爱情。
我忘记了高声说话的感觉，我回到了18岁。
“我有一个儿子，你能接受他吗？”在我们相爱的开始我认真地问他，因为这对我太重要。
“当然。”他说，“我从来都希望有个儿子，但这需要你做一定的工作，让他接受我。”他有一个14岁的漂亮可爱的女儿，我见了她，我们像成年人那样谈了话。我愿意做她的亲人，因为我的心里洋溢着太多的爱，我愿让人分享它。我爱他所有的亲人和朋友，我乐意付出，只要他能够快活。
但我担心巴图，因为他还太小。他怎么能够理解我们将打破从前的模式，去过一种全新的生活呢？他怎么能够懂得妈妈对感情的期待和寻求归宿的急切心情呢？他能接受这个高大的陌生人吗？我惶恐不安，我决定让他们见面。我在心里祈祷着他们能够彼此喜欢，因为这对我至关重要！
那一天巴图正在二姨家玩，我到楼上接他，我的爱人在楼下的车里等着。天上下着小雨。我把巴图叫出来，在楼梯上我紧张地对他说：“儿子，一个叔叔爱上了妈妈，现在他就在楼下呢，妈妈打算让你认识他，帮妈妈看看他是不是行。妈妈希望你特别乖、表现特别好，因为妈妈非常爱他！”我替他抻抻衣服，抹去他嘴角上的脏。
“行，”他说，“但是我也得看看他是不是对我好。”我们牵着手走出来。他举着伞等在车边。
“你好，巴图先生，我姓赵，男子汉见面都该先握握手。”他伸出了那只大手。
“赵叔叔好。”巴图把小胖手伸过去，他们的手握在了一起。我的心从嗓子眼儿放回原处。
这是张旗，她的一个偶然的建议改变了我的一生一路上巴图都在为我们唱歌，他左手搂着赵叔叔，右手搂着我。他在幼儿园时参加过全国少儿独唱比赛，得过第八名，他有很好的乐感。他唱了参赛歌曲，然后唱了新学的迎接香港回归的歌。他几乎唱遍了他会的所有的歌。车里洋溢着欢乐的歌声和笑声。我是那么快乐，我想我幸福地快要晕过去啦。
这以后的日子里我的睡眠很少，我总是不能入睡并且吃不下什么东西。我和我的爱人常常会捏一下对方的腿，问一声：“这是真的吗？”有一天早晨五六点钟我就醒了，走出我和巴图的卧室，发现他在门厅里睁着眼睛。我们开始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