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汉朝二十四帝-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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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心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刘邦比较了解百姓疾苦和要求，一进关中就提出“约法三章”：杀人者处死罪，伤人及盗抵罪。其他秦朝一切法令，作废！并宣称：“我领兵入关，全是为父老除害，绝不是为了侵占或欺凌你们，大家千万不要恐慌！”以此争取最广泛的群众支持。还定三秦后，实行许多取悦于民的措施：把秦朝所建造的苑圃园池，通通改为农田，分给民众耕种；又赐民爵酒肉，安抚流亡，整饬吏治，恢复生产。在当时的情况下，百姓还是比较满意的。项羽性残暴，是个杀人如麻的魔王。早年久攻襄城不下，进城后，项羽就下令对手无寸铁的百姓大加杀戮，剩下的人都被活埋。进军咸阳时，项羽下令把20万投降的秦军全部坑杀，是继白起坑杀赵国40余万降卒后的另一桩历史大悲剧。项羽不仅杀敌人，杀俘虏，而且杀百姓。人民能支持这样的人吗？所以，民心的向背，是刘胜项败的根本原因。
策略正确。在政治上，刘邦为义帝发丧，师出有名，掌握了主动权。在军事上，刘邦在彭城战败后，吸取了教训，调整了战略方针：在荥阳、成皋一线的正面战场坚持持久战，以牵制项羽的主力部队；在南翼，争取黥布背楚归汉，以削弱楚军而壮大汉军的力量；在敌人后方，利用彭越继续反楚，在楚军心腹之地游动作战，以牵制和分散项羽的兵力，减少汉军正面战场的压力，形成两面夹攻的态势；再派韩信北攻魏、赵等地，解除北翼的威胁，以孤立项羽。事实证明这个战略方针颇为奏效。而项羽则相反，在政治上害死义帝，落下不义之名，又不注意团结诸侯王；在军事上迷信武力，只知强打硬攻，将主力部队长期滞留于正面战场。对此至死也不醒悟，还哀叹：“此天亡我也，非战之罪！”
善于用人。刘邦手下的韩信、陈平、英布等人，原先都是项羽的人，后来都投奔了刘邦。刘邦很有自知之明，他曾公开承认：论运筹帷幄之中，我不如张良；论稳定后方，安抚百姓，输送兵源军需，确保前线的粮饷供给，我不如萧何；论集结百万将士，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杰出的人才，我能重用他们，这就是我所以能获得天下的缘故。刘邦麾下的文臣武将多有建树，其中汉初三杰的功绩更是非同小可。张良功绩有：刘邦西入武关后，在峣下用计破敌；鸿门宴上帮助刘邦脱离险境：“为汉王请汉中地”；在楚汉战争中“常计谋平天下”。萧何的功绩有：沛公入关后，及时收集官署的图籍簿册律令文档，从而使汉王知晓天下山川形势、关隘险要及户口多少，在楚汉争雄中使刘邦能掌握天下形势，做出较为明智的决策；劝刘邦接受汉王的称号，蓄养民力，招揽人才，伺机争夺天下；推荐韩信为大将；楚汉战争中留守关中，保证对刘邦和韩信两大军团粮草军需的及时供应。韩信的功绩有：提出“汉中对”，制定图取天下的战略方针；还定三秦，为刘邦建立了巩固的后方基地；北取赵、代，扭转了战争的被动形势；垓下之战指挥汉军歼灭楚军，逼迫项羽乌江自刎，从而取得楚汉战争的彻底胜利。刘邦有这样出色的、坚强的团队，正所谓“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项羽出身贵族世家，好面子，自作聪明，自以为是，容纳不下英雄，四处征战只靠他一个人，与刘邦的团队单打独斗，真的成了“孤家寡人”，最后自刎乌江。
善于听取意见。刘邦乐于听取别人的不同意见，敢于公开认错，收回成命。例如他在西行入秦途中，郦食其（lì yìjī）求见，刘邦的态度很为傲慢，“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郦食其说：“您既然要讨伐没有道义的暴秦，就不该用这种态度对待比您年长的人！”刘邦理屈，当即认错，听取了他的建议，袭取了秦廷仓储所在地陈留，获得了大量积粟，从而使军威大振。项羽则不然，刚愎自用，固执已见。项羽西屠咸阳后，有位韩生对项羽说：“关中阻山带河，有四塞之固，土地肥沃，可以建都称霸。”项羽却说：“富贵不归故乡，如穿锦衣夜行，有谁知道？”韩生很生气，退出后叹气说：“人说楚人沐猴而冠，果然如此！”项羽闻听后，就下令烹死韩生。这样的人谁敢再给他出谋献策！
斗智不斗勇。在鸿沟广武战场，刘项双方对峙形成僵局，项羽派人给刘邦传话：要与刘邦单打独斗，一决雌雄。刘邦答复：“我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羽竟披甲执戟来挑战，刘邦当众宣布项羽十大罪状。项羽大怒，命人开弓射箭，一箭射中刘邦胸口，险些摔下马来。刘邦为了安定军心，顺势弯下腰来，不捂胸部伤口而去摸脚，大声说：“臭小子，射中了我的脚趾！”回营后，裹好伤口，乘上马车，挣扎着驰往各营巡视。此举不仅使汉军人心安定，而且痛骂项羽是小人。
巩固的后方。刘邦废除了秦朝的苛法，约法三章，司法与行政都简单化。刘邦在巴蜀、关中地区恢复了郡县制度，丝毫未曾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感，而且由于萧何的妥善管理，能源源不断地为前方作战提供后援力量。所以，刘邦屡次战败，都能回到自己的关中，积聚力量，重回成皋前线坚持作战。相反，项羽在后方的建设乏善可陈，除了以霸王的名义大行分封之外，不曾有任何新型的行政建树。再加上，刘邦派彭越等人长期袭扰项羽的后方，使其不得安宁。当项羽垓下战败，竟然徘徊乌江，无颜见江东父老。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刘邦才由劣势转为优势，最后打败项羽，取得对全国的统治权。
◎从汉王到皇帝
楚汉战争结束后，中国广袤的国土又重新统一。汉高祖五年（前202）二月，刘邦在定陶汜水（今山东曹县附近）之阳即皇帝位，成为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定国号为汉，史称汉高祖，又称汉高帝。王后吕雉改称皇后，太子刘盈称皇太子。国都原在栎阳（今陕西富平东南），五月定都洛阳（今河南洛阳）。根据娄敬建议，又迁都咸阳以东的长安（今陕西西安），取长治久安之意。从此，长安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在我国六大古都中，西安是建都朝代最多，年代最久的一个。
然而，摆在刘邦面前的现实问题却是困难重重：首先是如何从夺权者转化为统治者；其次是如何处理与那些诸侯、功臣的关系；第三是如何安定社会和恢复生产；第四是如何消除来自北方匈奴的侵犯；第五是如何保证刘姓皇朝万世永固。而第一、第二个问题是每一个开国皇帝必须面对的急务，尤其对于一个出身平民的皇帝来说，问题似乎显得更为艰深。那么，刘邦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难题的呢？
从马上到马下刘邦个人的文化素养不高，有时还带有几分无赖习气，但他毕竟是一个政治家，不像项羽那样“自矜功伐，奋其私智”。刘邦建国后，接受秦亡教训。而最早向他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陆贾。陆贾是楚人，以有辩才而跟随刘邦定天下，深得刘邦信任。《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陆贾时时称说《诗》、《书》。高祖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而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秦）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王，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觉得有理，就命陆贾写书总结秦亡汉兴的经验。陆贾奉命写成《新语》十二篇。陆贾的《新语》，糅合儒、道、法等各种思想，以“无为”、“宽舒”、“中和”为理论根据，既否定秦朝“用刑太极”的政策，又要求汉初统治者顺其自然，对人民采取少加干扰以及轻徭、薄赋、节俭、缓刑等政策。刘邦以“无为”和“顺守”为宗旨，继承了秦朝的各项基本制度，又进行了某些变革，这就是“汉承秦制”。
让盟友、功臣成为阶下囚。在推翻秦王朝统治后，刘邦受封为汉王，与其他诸侯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在楚汉战争的过程中，刘邦为了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力量，汉王与反楚诸侯的联系，逐渐变为盟主与盟友的关系。项羽灭亡，刘邦称帝，开始大规模封功臣。汉初，刘邦分封异姓王共有七个：楚王韩信、赵王张敖、韩王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但是当汉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初步恢复后，刘邦便开始了剪除异姓王的斗争。这场政治斗争始于高祖五年（前202）七月，至高祖十二年（前195）二月，燕王卢绾逃往匈奴止，前后共八年时间。说起卢绾，原与刘邦情同手足，不仅同乡、同里、同学，还同年同月同日生，从少年起两人就形影不离，最后也发展到公然叛逃的地步。刘邦剪除异姓诸侯王，轻者贬黜，重者夷灭三族，而首当其冲的，就是那“勇略震主”的韩信。刘邦首先是出其不意地夺取韩信的兵权，接着设计逮捕了韩信，最后，韩信“谋反”而被诛杀。关于韩信谋反被杀一事，《史记》《汉书》记载甚详，但告密者为韩信家奴，且为孤证，当时韩信闲居长安，手无兵权，靠什么来谋反？被擒后未经审讯即被斩，且刘邦平定陈豨在前，韩信谋反在后，如何成了里应外合？这其中确有可疑之处，历来史家看法不一，目前尚无定论。刘邦平叛归来，“见信死，亦喜且怜之”。所喜者，功高震主的畏将已除；所怜者，大臣无辜被诛。不管是该杀，还是冤杀，剪除异姓王是刘邦的既定决策，是巩固汉室统治的需要。韩信作为实力最大的异姓王，即使不以谋反罪被杀，也将以其他形式予以剪除。继韩信被杀，几个主要的异姓王，先后被杀或被贬。在消灭异姓王的过程中，刘邦错误地认为分封刘氏子弟为王能屏藩皇室，也无离心背德之虞。所以，在高祖十二年（前195）刘邦曾杀白马为盟，订下誓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刑白马盟”。矛头所指，显然是诸吕，即防止诸吕篡权。到刘邦死时，被封的同姓诸侯王共九个。只是异姓诸侯王虽被剪灭了，但中央集权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从而埋下了“七国之乱”的祸根。
治国策略。刘邦即位不久，立即对社会的各项制度进行了调整：在法律方面，汉初制定《汉律》，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在军事方面，建立了新的军制。与汉初政治制度相适应，军队分为京师之兵和郡国之兵两种。京师的屯兵又分为南军和北军，分别由卫尉和中尉统领。在礼仪方面，叔孙通沿袭秦制，制定朝仪，以使人威慑于皇权之“神圣”。然而，与这些制度建制相比，西汉建国初期面对的经济压力更是急迫的问题。汉初出现“自天子不能具钧驷（四匹同一毛色的马拉的车），而将相或乘牛车”的情况。为此，刘邦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诏令，归纳起来有八项措施：
劳力归农。颁布军队复员令，凡复员的军吏卒，可按军功大小，分配田宅或免除赋徭。动员流亡之民回乡，“复故爵田宅”。在全国推行释免罪人和奴婢，增加农业劳动人口。
鼓励生育。高祖七年（前200），诏令“民产子”，可以免除徭役两年，�
